中医瑰宝苑 三十年临证经验集yi
作者・邹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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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系作者临证三十年间部分临床经验及理论认识的汇集，全书共八十一篇，分作九个部分。其中包括疑难杂症的治验病例；屡奏捷效的达药验方；独具匠心的诊脉方法；治疗癌症的心得体会等。尤其对带状疱疹、急性阑尾炎、脑震荡、脑挫伤等病勤求古训、古为今用。对恶性肿瘤、中风后遗症、面神经瘫痪、肺结核、精神分裂症、心房纤颤、甲状腺功能亢进、过敏性皮炎、哮喘等病则博采众方、推陈致新，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并于相关篇章中毫无保留地展示读者。全书内容丰富，文笔简练，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可供中医临床、教学、科研人员参考。
序一
曹孟德曾经吟过这样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作为一个在杏林苑中耕耘了数十个春秋的人，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学术理论，为人类的健康与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既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责任。但是，由于诊务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加上年届耄耋，精力渐衰，我的书稿写了多年还未完成。
现在，孟城却后来居上了。他是我的学生，是我众多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他经过几十年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已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三十年临证探研录》不仅是他学术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次成绩汇报。孟城是个精勤不怠、学而不厌的人，他极其尊敬自己的各位师长，对师长们一言半语的教诲，都记忆在心。因此，书中内容多有他与诸师传承关系的自然流露。
孟城的这本著作，据我个人的体会，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态度严谨，资料可靠。孟城无论治学还是处世，始终是严谨的，坚持实事求是，力戒虚伪浮泛。本书所涉及的病例，写作前他都经过直接或简接的随访。疗效确切，方才引作资料。而且全书文字朴实，不事渲染，也可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的严谨精神。
第二、辨证精确，细致人微。如第13篇“外感风热误药致变”中，沈氏发热神昧，辨为风热挟痰，劫伤津液，用加减萎蕤汤化裁得愈。又如惊恐重症治以补养，脑挫伤治以镇肝熄风法。小儿肺炎治以清肠泄热，心房纤颤治以养心宁神等诸多病例的辨证治疗，都较为精细确切，所以能收到极高的疗效。
第三、处方简洁，用药轻灵。书中不少效果独特的验方用药极为简洁，甚至往往以单味药取效，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约少而精，与疾病针锋相对、单刀直入，常可出奇制胜，而且没有复方中药物之间相互牵制的弊病。如用单味代赭石治脑震荡，酒煎红藤治急慢性阑尾炎，霜桑叶煎洗结膜炎等具有简洁高效、药到病除的特点。同时，在使用复方时，用药的剂量每常较轻，但从病例观察可知，同样收到了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应用尝试，既可减少药物对病人肌体的影响，又可节省药材，具有进一步实验研究的价值。
第四、深入钻研，创制新方。书中用以康复中风偏瘫的“偏枯健全汤”；纠正面神经瘫痪的“圣愈正容汤”；治疗精神分裂的“镇肝涤痰汤”及蠲除老慢支的“百合畅肺饮”等四首特效处方，均系孟城经过多年lI缶床实验研究后制作的新方，用以治疗适应病证，常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的又一重要奉献。
同时，书中所介绍的其他方药与方法，也具有简洁、高效、堪经重复的特点，因而值得推广应用。
第五、通盘考虑，实践整体均衡治疗。“整体均衡疗法”是孟城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并不断为之探索研究的治疗法则，用以治疗历久不愈、症情错综复杂的疑难杂病具有特殊效用。
书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目前尚在孕育之中，还未成熟。但书中许多复杂病例的辨治过程，无不贯穿和体现了这一点。“整体均衡治疗”是孟城学术观点中的一种创见，虽
然先哲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学术思想存在，然多属散在和初步的，没有升华、结晶。孟城本着继承和发展的精神，正在深入研究。而这一思路与方法，却已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跃然纸上，
读者如能别具慧眼，自有会心之处。
孟城在事业上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经过三十年不寻常的实践和研究，他终于获得了今日的成就。“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业绩!”这是我对孟城的一点勉励与期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吴竺天八十八岁1998年1月5日
序二
我告别祖国和上海，到美国求学而后留美行医，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常常忆念上海的亲朋好友。孟城是我早年在沪学医时的同窗好友。在学术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他始终是一个孜孜不倦努力进取的人。现在见到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三十年临证探研录》，我非常高兴，因而激动地为它作序。
在祖国医学绚烂多彩的百花园中，到处都有奇花异草可寻，如果你善于采集的话，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三十年临证探研录》是孟城数十年来部分临证心得的汇集，也是一次杏苑采宝的小小展示。“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它不仅是一部冶理法方药于一炉的好书，而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盘托出，奉献给读者和医界，这种可贵的精神使我最为感动。就书中的内容来看，侧重于医疗技术，但是，现代医学对于健康的含义，正如本书所说的，包括了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特别是心理的反馈与影响，日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无形主宰意念力”是作者运用祖国传统的医学理论，研究医学领域内心理反馈现象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心理的自我锻炼与完善，是人们获得健康心理的最佳途径与方法，而心理健康又是生理健康的有效前提和保证。只有通过不断的以健康心理克服和取代不健康心理的长期训练，才能达到高尚的心理境界，从而享受生理健康与长寿的乐果。祖国医学已经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医学的金色殿堂。它是一颗璀灿的明珠，必然会对人类的健康作出重大的贡献。值此机会，愿孟城的这一部著作，光芒焕发，青春永驻。
美国天然医疗中心主任
全美整体医学研究会会长
美国东方医科大学针灸学博士张润平
1998年元月24日于洛杉矶
自序
余自幼性好岐黄之学。少年时，居于故乡，家母缘脘痛暴甚而呕血盈盆，虽药饵屡进，终鲜效机。当此一筹莫展、进退维谷之时，婶母邀近邻名医邹云翔先生至。是时云翔公尚未赴宁任职，公问症切脉，泰然自若。诊毕而嘱曰：服人参粉血必可摄。依法进服，一日知，三日止矣。嗣后略作调理，脘痛即解，从此安然无事。余见先生医术之神，倍生敬慕。复睹亲友邻里之中，患病者颇多，亟需医药救疗。余外祖母老年痴呆，竟终其生而不治。为此盂城时萌怆恻之心，毅然而立学医之志。及至业医有年，方识医道玄微，原非浅尝辄止者所可得其蕴要。况城秉鲁钝之质，于轩岐要旨未窥堂奥，神圣工巧木讷不精。滥竿其间，犹恐千虑一失而遗人天殃。因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推究剖析，舍短用长。略有会心处，辄笔诸于纸，以备日后之参证。数十年问，且积笺盈尺矣。此犹未足，思欲负笈名门，广求诸师心传。遂师事吴竺天先生，并蒙姜春华教授谆谆教诲凡十有丑年。又经吴师引荐，侍诊杨永璇先生，以习针灸。由是广受教益，理法方药靡所不及，心得经验多蒙授受。惜盂城器小量窄，未及兼收并蓄。近年因友人之敦促频频，自身之薄暮感怀，爰将笔记稍加整理，选取部分，厘成一编，故有是册之作。
斯编原属随手笔录，为自我参考之用，非为著书立说也。故各篇文风不一，体例无定。此次整理未作根本变动。而勉以真实之资料心得，奉献读者，公诸同好而已。究有几许可取，留待后人评说。如若一鳞半爪尚有意义，愿采撷诸君悉遵《千金》教导，以大慈恻隐之心救治民众疾苦，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苟能如此，则孟城之愿足矣。书中谬误多所不免，如蒙教正则余幸甚。
是书编撰过程中，承刘禄海同志、王国先同志及诸师友，多方关切支持，谨此致谢!
锡山邹孟城大根甫书于沪上客次
1999年10月13日
述作类
临证须辨疑似
治病首重识证，此为历代医家一致共识，如《临证指南》曰：“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而识征之关键在于辨证，何谓辨证?所谓证，即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反映疾病某阶段本质之一种概念。辨证是在全面搜集四诊素材基础上，运用四诊、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进行分析、推理，综合判断，从而得出相对合理之证候诊断。然由于病者之体质、宿疾、病情轻重、精神情志、服药机变、失治误治以及生活之环境、气候、地域之类因素影响，常可导致证情错综复杂，出现近似、类似或假似等疑似之证，混淆视听，致使医者一时难以确诊，其至真假难辨，稍一疏漏，即堕五里雾中。如阴盛之极，格阳于外，反见面红目赤、唇破舌裂、扬手掷足、语言错妄，一派火热之象，初看似属阳汪，实则内真寒而外现假热；阳热之极，格阴而见四肢发厥，热深厥亦深，僵卧如尸、不饮不食、口鼻无气、手足逆冷，一派阴寒之象，初看似属阴证，实则内真热而外现假寒。又如癌症患者，证实脉亦实，常见肢体懈惰、眩晕眼花、纳呆神疲，似乎虚证；而劳伤中气之人，反见脘腹胀满，食则不舒、气机壅滞、大便欠利，却似实证。以上仅略举数例，而临证之际，疑似之证未可胜道。故李士材喟然感叹曰：“诸凡疑似之症，不可更仆数。”而林琴于《类证治裁》自序中亦曰：“司命之难也在识证，识证之难也在辨证，”“且于一症，错综疑似。”因而抉别真伪、辨析疑似又为辨证不可缺之重大环节。
因为用以辨证之主要依据是四诊所得各种素材，所以辨析疑似也须从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此类素材入手。以笔者之粗浅体会，其中似可侧重于主症、脉象及舌象之辨析。
一辨主症特点，推求同中之异。辨证方法是应用中医之基础理论，对望闻问切四诊素材加以分析筛选、分类排比，然后归纳综合，从认定主症开始。能否正确选择与识别主症，即是能否正确辨证之重要标志。如果主症选择失误，常可导致错误之证候诊断。
为防止主症辨识时可能出现之疏漏谬误，须对初步认定的主症特点，深人辨析，理出证候初步轮廓，然后从尚未纳入主症范围之四诊素材中寻求对主症初步印象之支持。同时，要特别重视与主症初步印象不相符合或甚至截然相反之四诊素材，务必仔细分析其形成之病因、病机及诊断意义，取得合理解释，则相应不悖。如与初步印象不相协调，或别出机杼，则应引起重视，认真推敲，去伪存真。若不能排除为假象，当扩展思路，重新进行全面分析和认识。
乙亥(1995年)春夏之交，余诊一男子，年方半百开外。自诉初得病时，时值仲夏，已是单衣时节，患者身穿绒装，犹自畏寒不止，测量体温并不升高，及至盛夏，此症始消。此后频年以来寒热常作，但体温并不甚高，每在37．2～38．5℃之间。往昔感冒发热，一药便愈，今则屡药不效，不得已须静滴葡萄糖液始能退热。但热退后自觉骨中蒸热仍存，终日有昏沉之感。入夜必盗汗见于胸背。咳嗽发于夜半，白昼则较稀。咳嗽特点为喉中作痒梗痛则咳，痒甚每致呛急，可见痰中带血，并曾两次大口吐出暗紫色血液。一年内曾作两次胸透，除“肺门纹理增深”而外，悉属正常。诊断之初步意见为“老慢支?发热待查”。断续服药两年末见效机。余诊见脉小弦，舌质淡红，苔薄白，余症一如前述?于是分析证候：其患者主症中发热、咳嗽二症似属外感，却无畏寒、流涕、咽痛、恶风等外感症状，显非外感可知。发热特点为体温不高，但反复发作，用解表退热药及抗生素效果不佳。此等发热不具外感及阳性炎症发热特征，却呈慢性久病特点。热退后有骨蒸现象，此热当虑为阴虚潮热。咳嗽夜甚昼轻，于咳无痰，喉中作痒则咳，为肺阴亏损、木火刑金。加上盗汗、咯血，已具肺痨四大主证(咳嗽、咯血、潮热、盗汗)。脉象舌苔亦与此推断相应不悖，故此病首当考虑为肺痨病，阴亏火旺证。两度胸透未见病灶，可能与机器性能有关，改摄胸片，明确显示右上肺结核。给予对证治疗，病渐向愈。
对于症状不典型，难以分析代表疾病本质之主症者，当从其病史、体质、发病之气候、环境、服药机变等相关因素，加以分析推理，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1975年6月底治一刘姓女青年，忽发寒热，其时月经适行，又因天气较热而误食冰砖，以致经汛立止。自此寒热不退，左胁疼痛，肌灼无汗。经西医反复检查，均无明确诊断。日服西药退热片三次，则热不至，或虽有而不甚。一日停药，则必热逾39℃。如是二十余日，终不得解。邀余为之诊治。诊其脉仅略见弦，舌苔无明显异常。余思之再三，深感棘手。此证似伤寒热入血室而实非：左胁疼痛虽似《伤寒论》第143条“胸胁下满”一证，患者却无“结胸谵语”情状，且该条当“脉迟、身凉，”“经水适来”而未必断。又“经水适断”虽似《伤寒论》第144条，而患者之寒热又非“发作有时”“而故使如疟状。”抑且时值仲夏，未见感寒因由，故患者之寒热未必由于伤寒。试以通经活血之方加鲜藿佩投石问路，二剂热减至仅有几分。然左胁之痛加甚，显然胁痛非因血结，发热不由血滞。试投小柴胡汤及银花、连翘、郁金、板蓝根、生甘草、生谷芽等清解之品，发热如故。先后治之旬日不见功。余于是作如下思维：其一，发病时当暑月又无感寒见证是温邪，而非寒邪，患者仅感发热而无其他症状，可以推测病尚在表。经行误食冰砖，邪机冰伏于少阳三焦，与伤寒热入血室证病因虽异而邪阻少阳枢机则一。其二，服西药退热片或中药藿香、佩兰，寒热可退，知其邪陷不深，仅在少阳枢机之地，故投以表药，尚可开腠泄热，但终因病不在表而治之无功。其三，患者脉见弦数，弦为少阳正脉，数则为热。弦数之脉于此处当主热郁少阳。其四，伤寒热入血室可用小柴胡汤加生地、丹皮、桃仁、丹参等治疗，而温病热伏少阳当用蒿芩清胆之法。但患者发热日久，必伤阴津，亦宜顾及。于是在所服方中选取一方加青蒿：(金银花9g连翘9g青蒿9g地骨皮15g天花粉15g郁金9g板蓝根15g生甘草3g生谷芽12g)仅服三帖，热竟退净，左胁之痛亦除，自此痊安。
二辨特异脉象，诊察体内信息。脉象为机体自动反映生理、病理信息之窗口，为正确辨证提供依据，于辨析疑似证中功有独擅。在脉证相符情况下，脉象能反映患者疾病之内在本质、属性、病变部位以及五脏六腑与病变之相互关系，甚至可以审察疾病之预后或转归。故而《内经》曰：“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关于辨脉之意义与方法，李士材于《医宗必读》中曰：“大抵症既不足凭，当参之脉理。脉又不足凭，当取之沉候。彼假症之发现，皆在表也，故浮取脉而脉亦假焉。真症之隐伏，皆在里也，故沉候脉而脉可辨耳。辨脉已真，犹未敢恃，更察禀之厚薄，症之久新，医之误否。夫然后济以汤丸，可以十全。”八纲辨证中除阴阳为总纲，表里定病位外，惟虚实示疾病之实质，寒热标病变之属性。景岳于《全书》中曰：“虚实之要莫逃乎脉”，而寒热真假“察此之法，当专以脉之虚实强弱为主”。可见脉法在四诊之中并非虚设，临证之际辨伪析疑，当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代太仓名医王雨三先生善于运用脉法辨治疾病，如其于痰饮水气病必见沉弦脉始作饮邪治疗：左脉沉弦为水蓄膀胱，用五苓散；右脉沉弦为水在胃肠，用控涎丹。又如清阳下陷或阴火上僭之病，寸强尺弱者宜降宜潜；尺强寸弱者宜升宜提。又如左三部细弱为真阴亏损，更兼右尺细弱始为元阳不足。余曾诊一老妪，患有胆囊炎宿疾，屡药不效，除胆区疼痛外，兼感神疲乏力、腰膝酸软，来询治法。余诊其脉左三部沉细乏力，右尺亦然。显见真阳不足，与其自觉腰酸乏力之病机亦相一致。此时胆痛适值缓解，宗《内经》“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之旨，余断然据脉疏方，投金匮肾气丸，药后大效。续治数月，原方未动，不仅精神渐振，体质改善，且胆囊炎竟亦消失。患者之胆囊既有炎症，治疗却用桂附热药，此则为辨证论治真谛所在，有是证，必用是药也。
再举腰痛一例以为证。某局副局长之尊阃，年逾半百，家务繁忙。偶患腰痛，谓是操劳过度所致，然来势甚猛，几致不能操作家务矣。服药半月不效始邀余诊之。余察其痛处，不见红肿青紫等外症，按之痛亦不甚，而转侧及俯仰之间，则自觉疼痛剧烈。诊其脉两尺特弱，而气口独强。余虑其年高之尺弱，肾将惫矣，而遗其气口独大之脉。给予胡庆余堂之腰痛片内服，作肾虚腰痛治疗，并于局部及腰腿经络相关之处针刺之，三次不应。余细细推究症情脉象，忆前人曰：人迎独大为伤风，气口独大为伤食。询之，确于病前有伤食史，嗳腐吞酸、大便酸臭之症尚未全消。因思肾气之弱为体质使然，原非一日而致，其腰痛当不因于此。食伤胃脘，土气敦阜。胃为十二经之海，其气与诸经之气相出入，胃气壅遏于少阴通途，不由腰痛不作也。加投保和丸，与腰痛片同服，不再行针，不数日腰痛若失，后亦未发。此证余始治时为错辨病源，误将胃实认作肾虚。一经纠正，则其效立见。临证之间，凡遇显然而独特之脉象，宜加注意，切莫随意放过，当合四诊，详加推求，常能得到意外收获。
又如曾诊一八旬老妪，夙患消渴，尿频已司空见惯。忽一日发热，屡问其症，皆曰无之，医作外感治不效，投予清解亦不应，治之旬日不为功。诊其脉左手沉数有力，脉书曰：浮以候心肺，沉以候肝肾。今左手沉数，而不见肝肾阴血病象，当属膀胱水腑湿热，送验小便，示为尿路感染，服诺氟沙星一药而安。由此可见，脉学神秘主义固非，脉学虚无主义亦非，两者皆不足取。当以实事求是之科学态度，对待数千百年为炎黄子孙之健康屡建功勋之脉学国宝。
三辨舌质舌苔，探测疾病真情。西吴杨云峰于《临证验舌法》一书中尝曰：“即凡内外杂症，亦无一不呈其形、著其色于其舌。是以验舌一法，临症者不可不讲也。”又云：“于是临症之下，于舌必看其形、审其色，合诸脉症，而有心得其秘焉。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据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差、主方不误焉。危急疑难之顷，往往症无可参，脉无可按，而惟以舌为凭。妇女幼稚之病，往往闻之无息，问之无声，而惟有舌可验。是以阴阳虚实，见之悉得其真；补泻寒暄，投之辄神其应。”杨氏斯语，已充分阐明舌诊之重要临床意义，可见舌诊为辨证之际，尤其辨析疑似之时，不可或缺之重要手段。舌质舌苔直接反映人身气血津液之盛衰及邪气之浅深进退，因而舌鉴实为观察人体黑箱内病变之镜子。于证情疑似难辨之时。从舌诊常可获得可靠证据。
如余曾治某单位周书记，暑月患发热，体温持续于37．3～38℃之间，自觉倦怠乏力、纳差神疲，略恶寒，无汗出。医家断为“感冒”，服中西药旬日未应，前来余处就诊。诊知病属外感无误，但脉无异常，而舌苔薄黄微腻，当为感受湿浊，不见头重如裹，胸闷不畅等湿邪上受见症，是感邪较轻而然。于其原服之辛平解表方中，加入鲜藿佩，服两帖即解。又曾治一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中脘饱胀、嗳气、泛恶、嘈杂不适，病已数年，久治不愈。余察其舌边尖色较红而中心舌质淡嫩，苔布薄白。此种舌象为气阴两虚稍夹内热之候，因而撤去原服补气、消导、清热解毒之剂，予以旋覆代赭汤合济生橘皮竹茹汤加减，益入养胃生津之品，三服而嗳气、泛恶顿止，胀满大减，续服两周，诸症消失。
又曾诊一哮喘病人，患病已十五年。初病发于春秋，渐次冬夏亦发，一年之内几无宁日。与之对坐，哮鸣之音凭耳可闻，不时张口喘息，喘甚时吐痰粘韧，咯出不易。有胃溃疡病史，大便时溏，日行二三次。纳差神疲，面色青黄不泽，肌脆肉薄，骨骼损小。凡遇过敏物，无论饮食入口，或吸入气味，喘病必发。因而中西医家皆从过敏性哮鸣论治，虽终年药不离口。但都仅能稍稍控制，且随时间推移，病势逐年加重。余诊之：左脉细微，一息六至；右脉小弱而软。据此脉症，似属脾肺气虚为本，痰浊阻肺为标。发作时急则治标，当涤痰降逆平喘，病缓时宜培土生金、健脾益气。然一观其舌，认识即时全变。患者舌质淡红，苔则中根部淡黄微腻，前半部剥苔，约有四分之三处无苔，苔剥处舌面粗糙，表层笼罩轻糜，舌边及唇颊粘膜有黄色溃疡数点。据此舌象结合脉症，为肺胃阴津亏乏，津乏则生内热，虚热蕴蒸于上则口舌糜烂，此为病之本。痰热蕴肺．肺气肃降无权而逆上作喘，为病之标。治法当养肺胃阴液以敛虚热，清肺化痰降逆以平其喘，标本兼顾，虚实同治。更参西医过敏之说，合入脱敏之药。用药大致为银柴胡、防风、五味子、南北沙参、麦冬、玉竹、桑白皮、杏仁、象贝母、款冬花、黄芩、葶苈子、鱼腥草、黛蛤散、麻黄(少量)、甘草、白果、地龙、黄芪等随证选用。药后迅速见效，喘减痰稀，三月后，口舌溃疡消尽，大便亦转正常。但究属缠绵顽疾，虽节节见效，而非持久服药不为功。患者亦有恒心，断续服药两年余，渐得基本缓解。如无舌象提供确切不移之辨证依据，何得稳操胜券哉!此皆合参四诊而倚重于舌诊取效之例，临证之时细心体认，必有助于疑似证候之辨析。
医家治病效果之优劣，首先取决于辨证之正确程度，而辨证之正确与否，与辨析似疑密切相关。灵活运用四诊八纲，抉真伪、辨疑似，把握疾病实质，则为正确辨证之重要前提。疑似之处常为真情隐伏之地，临证家慎毋忽诸。
无形主宰意念力
现代医学对于健康之定义，包括身心两部分。祖国岐黄之学虽无专门之“医学心理学”，而心理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预后之作用与影响，素为医家所重视。医学典籍《内经》中已不乏精神、情志活动影响疾病之论述，如《素问・举痛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玉机真藏论》：“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可见精神情志调节失常，人体气血正常运行及脏腑间之协调平衡即遭破坏，而变生疾病。反之，精神情志活动正常，调节合宜，则气血通畅，脏腑安和，从而疾病化解，健康常随。
强大或持久之精神、意识、思维、情志等心理活动，集中于一点，即可产生意念力。意念力与短暂或散发之精神活动相较，其对于人体生理病理之作用及影响，百倍过之。因而业医者务必加以研究，用以为治疗疾病及养生保健服务。
据不完全观察与体会，意念力有如下特征：
一曰：具传递性。意念力可通过心、脑等相关器官向体内外发射、传递。其中体内传递拟称：“信息反馈”。反馈之信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脏腑组织等肌体之功能活动。
意念力(或信息)有良性与劣性之分。良性之意念力来自精神愉悦、情志舒畅、意识高尚、思维善向。反之，劣性之意念力产生于精神痛苦、情志变动、意识低下、思维恶向。
良性信息反馈可促进气血运行、肌体各部生理功能之正常发挥及相互协调，既利防病，亦利除疾，因而有益于健康。不良信息反馈结果相反，抑制机体正常生理活动，轻者损害健康，重则导致疾病发生、加剧，甚至殒灭。
意念力形成之反馈信息其强度与意念力强弱成正比，与意念力持续时间成正比。精神情志活动所形成之意念信息，不仅直接作用于疾病本身，还影响药效。《内经》论药物须经人体吸收，然后始能发挥作用，如正气衰弱，无力发挥药效，所谓“神不使”，则金丹无异顽石，灵芝还同朽木。良性之信息导向，可增强机体活力，促使药效充分发挥，而疗效相应提高。不良信息导向，可抑制功能活动，降低药效势所必然。
二曰：具定向自动增益性。人体之意念信息，一旦形成之后，无论良性或劣性，如不加改变或阻断，原有信息可定向自动增益。即可在原意向上自动加强意念，增强信息反馈，则良者愈良，劣者愈劣。因而不良意念切莫起之于心，一旦萌动速使消除，否则变生疾病，有碍健康，尚属小事。若病患者之恐惧心理不及时解释，则恐惧之情与日俱增，终至不可自持。其余各种意念，亦复如是。据此，则良性信息当引导增长，而劣性信息自宜速断。
三曰：具可阻断性与可逆性。信息之无论良劣，形成之后，可以阻断，亦可逆行改变。以何阻断，以何使之逆行?曰：以意念阻断，以意念使之逆行。须知意念之产生、持续、变异、熄灭，全在践行者之一念心中。故罗谦甫于《卫生宝鉴》中曰：“心静则万病息，心乱则百病生。”今仍举恐惧为例，患者之恐惧意念既已形成，悟其不善，急欲除之，只须思想中真切抛弃此一意念，渐可不再恐惧。如代之以大无畏，则劣性信息逆行而转为良性，且善之又善矣。其余良劣诸念，各皆准此。
余一密友，因久病缠绵，痛苦倍尝，“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一度感伤之至，悲戚不已。虽时过境迁，而此念不消，常浮脑际，以至愈来愈强，甚至梦寐之中屡见不祥。此即意念之定向自动增益。彼至此时，猛然觉醒。深感人生难得而百年易逝，理当克制病痛，勤恳努力，以奉献社会，造福人民，岂可自暴自弃?由是则念虑顿转，从此勤劳奋发，心情欢愉，不为病扰，不仅工作顺利，病体亦渐好转。此则全在阻断、逆转之力，否则后果岂堪设想也哉!
为医者无论临证抑或日常生活之间，见有不良信息者，当好言规劝、开导、助其阻断，以至转变，使病者危者，重归坦途，再就生机，则其功莫大焉。此或谓之心理疗法，足可辅药物之不逮，是岐黄家宝葫芦中所不可缺者也。
四曰：具个体差异性。意念力之各种特征，与患者自身之心理素质、敏感性及秉赋等各种因素有关，因人而异，具明显个体差异。
五曰：具相对稳定性及可塑性。人体之意念可依精神、意识、思维、情志等心理活动随机改变。在心理未有根本转换情况下，意念相对稳定。
关于精神因素、意念力在临床实践中之实际情况，试以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又难以治疗之肺痨与恶性肿瘤为例，略作说明。
在痨病与癌症患者中，虽选择病情、体质、治疗等情况基本类似者加以观察，而预后之个体差异依然甚大。其中除各种客观因素而外，患者主观之精神意识情志等内心活动，影响极为重要。二三十年代之肺痨，其恐怖及威慑之力，似不亚于今之癌症。陈存仁于1939年出版《通俗医话》一书，反复阐述心理与肺痨之关系。提倡“欲治痨病，欲预防痨病，必以消释忧惧为前提”。盖因“无谓之忧愁，足以减低身体之抵抗力，使病根愈深，难于肃清。故无论其所患者为时邪，为虚劳，为外症，为内症，忧虑不已，必影响于疾病之痊愈，使小病转为大病，轻病变重病。患肺痨而因忧愁不已，转为不治之症者，以余所见则甚多”。“余尝得一统计，即肺病之死者，死于忧惧畏悸者十之五六……欲杜痨病之狂獗，必须打破忧惧误杀之谜”。又指出“精神畏怯，可使肺病短期死亡”。并大力倡导“精神克制肺病，心理消除痼疾”。现在，由于医学进步，肺痨已非不治之症，因而恐惧心理亦渐消失。反之，不为病挠之态势，大有助于控制疾病，恢复健康。今时治疗肺痨之良好效果，恐非全属药治之功，患者之精神因素亦至关重要。
同样，于目前癌症临证过程中，患者心理状态之优劣，直接关系治疗效果与预后。为此，众多病员家属隐瞒病情，患者因不知患有癌症，不生忧惧之心，不形成不良信息反馈，因而疗效多佳。相反，懵懂而治之已经得效者，一旦明了病情，骤然形成强烈之不良信息反馈，则病势多急转直下，从此一落千丈，獗而不振者不乏其例。
良性意念可使恶疾自消，谓予不信，请看实例：某处卫协负责人，曾为余述一胃癌病例，系彼地医院亲诊者，五十余岁，某厂工人，文化较低，体质强壮。偶因胃中不适，至医院检查，确诊胃腺癌，尚在早、中期间，建议手术，患者怫然而去，自以为从不生病，何来癌症?竟不以为然，依然日日上班，亦不服药。三月后医院通知复查，结果癌肿已缩小近半。又越半载，再次给予检查，竟然癌肿消失，病体康复。该患者未经任何治疗，其所以愈病者，全仗“不信生癌”所形成强烈持久之意念力，产生良性反馈信息，使局部气机通达，癌毒消散，久之竟得痊愈。
上海电视台亦曾报道一台湾女士，患此不治之症，来沪求医亦无结果。后参加沪上特有之“癌症患者俱乐部”，不作任何治疗，惟在其中与诸病友，相互关勉，患难与共，怡情悦志。愉快生活。以坚韧不拔之意念力、持续不断之良性信息，集照整个身心。一年后竞得病灶蠲除、沉疴霍然，凯旋于死亡线上，其乐何似!
劣性意念，可致恶疾，若谓不信，资料为证：
谢文伟《中医成功治疗肿瘤一百例》：“事实证明，癌症的发生、预后和精神因素关系密切。例如许多癌症病人有‘好生闷气’的性格，或有精神创伤史。国外学者莱什曾综合355年间有关肿瘤病因及发病学文献75篇后发现，影响癌症发病的重大生活事件，一般先于癌症起病前6～8个月。格林通过观察大量乳腺癌病人，也证实了生离死别的忧郁悲伤和焦虑多发生在癌症前一年左右。国内也有人调查过癌症病人的心理状态，结果癌症组中有精神刺激因素者占86％，而非癌症组中，有精神因素者占15％。癌症组受到的精神刺激强度也比一般组病人要强。”由是观之，可见精神因素为酿此大病元凶之一，亦为除此大病之灵丹妙剂，惟在患者驾驭得当与否耳。
精神因素形成之意念信息，稳定正常则辅佐君主之官而“神明出焉”，变动不居则戕贼自身、逆乱气机而变生诸病。因而须掌握其特性，进行有效调节，用以预防及控制疾病，保持健康。然人身五志易极，七情易伤，心识田中，波澜起伏。因而平昔宜加强思想修养，心理锻炼，达观人生，积极向上。则“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孟子云：“吾养吾浩然之气”。岂仅养生保健、却病延年而已矣。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浅析
“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一语，见于《素问・生气通天论》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同为历代医家运用汗法治外感热病之理论根据。然于《内经》原文，诸家意见不尽一致，略析如下：
其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一语，今在“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之后，据文译义，可解为感受于夏天暑气而发热者，症见汗出，烦躁时即喘促气粗，喝喝有声。如邪热伤阴，精神内乱，身形虽然平静，而反见多言多语。身热炽烈如燃炭，若予汗解，发热便可消退。而明代医家吴鹤皋将“因于寒”句移至“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之前，并注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故云体若燔炭。治之之法，在表者宜汗之，汗出则寒可得而散矣。”朱震亨、张琦均从吴注。
其二。暑为阳热之邪，初起即现气分症候，虽见“体若燔炭”但不可“汗出而散”。《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曰：“张凤逵云：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矣。”然“暑病首用辛凉”作何理解?南京中医学院之《温病学教学参考资料》曰：“张凤逵云‘暑病首用辛凉’――暑热伤气为无形之热，故治宜清气热，肺为清空之脏，得辛凉则平，此仍是白虎的辛凉清热，不是发汗的辛散方剂。”此说当是。而叶文原注云：“如肌表热无汗，辛凉轻剂无误。”表热而无汗，是有寒邪束表，故致腠理固密，必非暑热阳盛，肌表开泄之症。验于临证实际，暑天并非全属邪热，感受寒邪者实复不少。虽感于寒而天本热盛，又非冬月纯寒可比，故不宜辛温劫夺之品，仅用辛凉轻宣之剂。由此可知，“如肌表热无汗，辛凉轻剂无误”之说，非暑温正证正治。若真属暑温，则不可汗矣。吴氏移易经文，确有至理。
其三。温病学说成熟之后，于表证最初邪在卫分(暑证虽属温病范畴，一般无卫分证候，故不在此列。)见恶寒、咳嗽、发热、无汗、身疼、肢倦等症，前贤创辛温疏解之法。盖温病解表，固以辛凉为大法，然于感邪之初，必须侧重辛散，凉药不宜用之过早，亦不宜过多，庶免凉遏之弊。故于热病最初阶段，显见表证者，以用辛平疏解之法最多。此时症见恶寒而无汗，故可投葱豉汤、荆防败毒散之类以解散外邪。然温病本是热证，常迅速热化，证见热重寒轻，或不恶寒而口渴，咽微痛，苔微黄，脉转浮数或滑数，则又宜辛凉清解。方如银翘散，桑菊饮之类。此时常有微汗，邪祛病退，汗亦自除。据上所述，则温病虽是热邪袭人，初期“体若燔炭”之时，亦可适用“汗出而散”之法。倘将《内经》原文中“因于暑”之“暑”字，视为热病之统称，而非仅指狭义之暑病，则汗解之法，不仅适于伤寒初感，亦宜于温病初起，则更臻完善矣。
故凡感症初起，表未解者，无论风寒、温热，必用对症之方以解其表，方得应手而愈。兹各举一例以明之。
风寒例。友人徐某妻钱氏，于癸丑年(1973年)岁末病感冒。头痛、恶寒、呕逆俱甚，兼见咳嗽多痰。思食鸡蛋，食后旋又吐出。已服西药及注射退热针剂两日，体温降而复升。其夫于除夕前夜来舍索方。要求两日内病愈而新春可以作客。询知其病后从未得汗，因而通体不适。余详推症候是风寒外感，表实之证也。拟一辛温解表方付之
苏叶9g荆芥9g防风9g陈皮6g半夏6g杏仁9g炙草2g白芷4．5g桔梗4．5g
因是悬拟之方，故嘱先服一帖再议。友人配药回家，测得其妻体温39．2℃，为求愈心切，一小时内连进两煎，且复以厚被，药后又一小时许，得通体微汗津润，体温逐渐降至正常。恶寒除，头痛解，次晨即食粥两小碗，亦不复呕逆，但微见咳嗽乏力，嘱以成药善后，新春间遂得应酬如常。
温热例。副局长朱某于1986年秋突发高热，体温40℃，其堂妹为医院护士，打针服药倍极周至。越两日，热不少减，迓余为诊。诊见面色缘缘正赤，所谓“阳气怫郁在表”也。口气粗而灼热。切其尺肤则潮润而灼指，头痛、口干、咽痛，无明显汗出。脉浮数有力，舌边红而苔薄白。证属风温外感，故所见诸症，多呈热象，当以辛凉清解之法治之。投银翘散方，药后得通身透汗，一剂即热退病除。方为：
银花12g连翘12g荆芥9g淡竹叶9g薄荷6g(后入)鲜芦根30g桔梗6g生甘草3g豆豉15g
牛蒡子9g粥油益阴有殊功
粥油者，乃煮粥甫熟时所成之稠汁也。下自孩童，上至耄耋，无不食之屡矣。至其益阴之功，则知之者鲜也。夫米为养生首要之物，而粥油为米中之精华，其功用已不待言。
赵晴初《存存斋医话》论粥油甚详，其文曰：“余治一暑湿证，已热退神清，胃动进食矣。忽急邀诊，乃发热神昏，更加气喘，细询因吃粥油三、四盏，遂至此。余力辞，病竟不起。阅《本草纲目拾遗》言：‘粥油能实毛窍，益阴之功胜熟地。’暑湿初愈服此，安得不复发而增剧耶!又袁了凡先生曰：煮粥饭，中有厚汁滚作一团者，此米之精液，食之最能补精。又《紫竹林单方》治精清不孕方，用粥油日日取起，加炼过盐少许，空心服下，其精自浓。”
赵晴初此说，可谓简洁明了，要言不繁。其于正反两面，论粥油益阴之功，直截了当。而殊不知粥油尚能治肺痨大病，诚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余于早岁业医之初，偶听市结防所领导之报告，中间现身说法，谓其少年时，曾在某纱厂作童工，自昼十余小时繁重劳动，夜间睡卧低矮阴湿之双人床，名日“鸽子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久之则潮热口干倦怠乏力，纳呆神瘁。入夜必盗汗，衣被尽濡。不得已求医问药，确诊为“肺结核”。然无力治疗，坐听天命而已。幸有一老年厨师窃告之曰：粥之浓汁能治此病。并嘱其备一大号茶缸(搪瓷杯)，暗暗放人厨中指定之处，该老厨师于每日清晨大锅粥成时，即舀满稠汁，使之潜饮。如此一日不间。凡四阅月而盗汗止，胃纳开，渐渐体丰神焕。令人谈痨色变、闻痨落箸、且当时中西医家每视为畏途之痨病，竟由此霍然，而粥油之力，可谓宏且神矣。
王清任《医林改错》曰：“血化下行不作痨，”而李时珍于《本草纲目》中引《养生集要》曰：粳米能“通血脉，和五脏，好颜色”，可知粥油不特补阴，且补而不滞。粥油乃平淡无奇之物，恰建奇勋于平淡之中，愿读者诸君，勿以其平淡而忽之。
虚劳初探
虚劳一症为虚损劳伤、久虚不复之病，自古以来即属难治之疾。今时医药进步、生活安定，此病似已少见。其实典型之虚损症虽不常有，而诸多慢性而迁延难疗之病，无不涉及损途。如久治不愈之慢迁肝、肾病综合征、慢性尿毒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结核病及肿瘤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等不胜枚举，多可从虚劳病中求其治法，可知探研“虚劳”仍有现实意义在，故余不揣浅陋，试作本文。
一、释名
“虚劳”为虚损劳伤之简称，其含义有二：一者以真元损伤过甚、脏腑气血阴阳严重虚弱为病，但纯属虚证。亦即《素问・通评虚实论》“精气夺则虚”之义。如恽铁樵《风劳鼓病论》卷二“虚劳”篇曰：“虚者，气血之虚；损者脏腑之损，久虚致损，脏腑皆有。”莫枚士《研经言》“虚劳论”亦曰：“苟因劳伤气血不复，皆得称为虚劳。”然此意义之虚劳，亦称作“虚损”、“损病”。此义当为虚劳之本义，故中医学院教材《内科学》“虚劳”病篇即取此义。而晋代之《肘后疗》则直称“虚损”。
虚损之定义，《中医大辞典》载：“因七情、劳倦、饮食、酒色所伤，或因病后失于调理，以致阴阳、气血、脏腑亏损而成”之病症。与上述虚劳之含义正相符合。本文下述凡言虚劳者，皆取此义。
虚劳之另一含义，渭在虚损基础L，更兼内热渐起、虚火日炽，焦灼气血，致血瘀不行，日久化而为虫，啮人脏腑而发为痨病，或感染痨虫而发病者。如《风劳臌膈四大证治》曰：“虚是气血不足，损是五脏亏损，劳是火炎于上。劳瘵者，既虚且损，复竭其力，而动于火以成其劳也。虚而未劳，但名不足；虚而且劳，其成瘵成蒸无不至矣。”又曰：“故劳者，必因于虚，虚极必至于劳。”又《研经言》曰：“今之所谓虚劳，古之所谓蒸也；古之所谓虚劳，今之所谓脱力也。”则虚劳一词，包括虚损与劳瘵在内。故《中医大辞典》对“虚劳”之释义即取此义：虚劳“包括气血、脏腑等正气损伤所致的虚弱症和某些具传染性、表现为虚弱证候的疾病。后世多将前者称为虚损，后者称为劳瘵或传尸劳。”
二、成因
虚劳之成，《理虚元鉴》列有六因：“有先天之因，有后天之因，有痘疹及病后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医药之因。”所渭先天之因者指秉赋及遗传因素。后天之因为劳累过度及摄养不善，痘疹、病后以及外感乃疾病因素。境遇为精神因素，而医药之因则为误药致病。
本病纵有六因之分，且体质、精神因素与外感、疾病，境遇诸因可相互为病，但终不出内外二因。外因中以感受外邪失于解散，邪气久留最为主要。如《笔花医镜》“虚劳论治”指出：虚劳之症“固由真阴亏损，虚火烁金而然。而其始大半由于外感，感邪在肺则作咳嗽。治失其宜，则咳不已。久咳则伤肺金，金伤不能生水，则肾水日枯，肾火日炽，上灼于肺。再复嗜色欲、受外邪，以竭其水，而虚劳成矣。”
外感成劳《内经》已有论述，尤怡于《医学读书记》中释经文“劳风法在肺下”节后，慨然曰：“读此，可悟伤风不解成痨之故。劳风者，既劳而又受风也劳则火起于上，而风又乘之”。“设不出，则风火留积肺中而肺伤，肺伤则喘咳声嘶，渐及五脏，而虚劳之病成矣。”感受外邪为虚劳病之重要成因，无怪乎绮石先生不禁大声疾呼：“伤风不醒便成劳。”
内因成劳不外水亏火旺、土弱金伤诸候。如《笔花医镜》曰：“间有本元不足，思虑太过，而心血耗、心火旺，肾水干、肺金痿者，其受病不同，及其成劳一也。”内因成劳实已包括《理虚元鉴》所述六因中后天、疾病、境遇、医药诸因素，亦与先天秉受与体质强弱密切相关。
无论外因抑或内因，当着意于防范，切勿因循以使病成，然后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亦已晚矣。平素当窒情欲以积精全神、节饮食以调护后天，惩忿怨以颐养天年。倘感外邪速进药饵，亟使解散，以保安康。
由此可知，感受外邪且留着不去，为虚劳病之一大成因，则临证凡遇外感之病宜加重视，勿以病小而忽之，亟予及时、正确、高效之治疗，务使迅速、彻底解散病邪，毋使留着变生他患以遗殃于日后，斯为善矣。
三、证候
本病之证候，《巢氏病源》提出五劳、六极、七伤之病变，并详列不同证候凡七十五论。后世医家，多宗是说，然五劳、六极、七伤之具体内容，诸家未尽相同。如《巢源》曰：“夫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也。”其中五劳与七伤均含两类不同内容，如五劳之第一类以劳伤情志为主，“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瘦劳。”第二类，则以五脏归纳证候：“肺劳者，短气而肿，鼻不闻香臭。肝劳者，面目干黑，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独卧，目视不明。心劳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难，或时鸭溏，口内生疮。脾劳者，舌本苦直，不得咽唾。肾劳者，背难以俯仰，小便不利，色赤面黄有余沥，茎内痛，阴湿，囊生疮，小腹满急”而清代无名氏所著之《杂症治要秘录》则采《内经》之文，以“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为五劳。五劳之内容诸书虽有参差，但终不越劳伤五脏及精、气、神、思、形五者。
又如七伤，《巢氏病源》亦有两义：第一义为“一曰阴寒；二曰阴萎；三曰里急；四曰精连连；五曰精少，阴下湿；六曰精清；七曰小便苦数，临事不卒。”另一义为：“一曰大饱伤脾，脾伤善噫，欲卧，面黄；二曰大怒气逆伤肝，肝伤血少目暗；三曰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肾伤少精，腰背痛．厥逆下冷；四曰形寒、寒饮伤肺，肺伤少气，咳嗽鼻鸣；五曰忧愁思虑伤心，心伤，苦惊喜忘善怒；六曰风雨寒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七曰大怒恐不节伤志，志伤恍惚不乐”第一义侧重下焦及肾精亏损，而第二义亦以五脏伤损为主要病理。
人体由五劳、七伤成病，加之失治、误治等因素，病变由浅而深，由轻渐重，终成“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之六极，病情发展至此，已成虚损重证，治之非易。
六极所现之证候。据《巢氏病源》载为：“一曰气极，令人内虚，五脏不足，邪气多，正气少，不欲言；二曰血极．令人无颜色，眉发堕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极，令人数转筋，十指爪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极，令人酸削，齿苦痛，手足烦痛，不可以主，不欲行动；五曰肌极，令人赢瘦无润泽，饮食不生肌肤；六曰精极，令人少气嗡嗡然内虚，五脏气不足，发毛落，悲伤喜忘。”
对于五劳、七伤、六极之认识，清代莫枚士见解甚卓，其于《研经言》中曰：“古有五劳、七伤、六极之目，皆言虚也，核之则劳、极二端而已。劳是过用其气，极则几乎无气，其浅深不同。以《病源》所记言之，五劳中志劳、心劳、忧劳、是过用其神；其疲劳是过用其形。七伤则房劳之病，亦劳属也，以其病多，故别出之。然精为七神之一，是亦过用其神也。约之，特形、神二者尽之矣。若风寒暑湿及・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虚其气者，皆极也。极有气、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谓病于气，其极也小欲言；病于血，其极也无颜色，眉发堕落，喜忘。余皆仿此。然约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劳言其始，极言其终，分别截然。”
《难经》对虚劳证候不以五劳七伤六极归类，而主以“五损”。《难经》第十四难曰：“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能为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难经》之五损叙证皆在形体，未及精神情志及五脏六腑，其实“五损”之证皆本五脏：一损本于肺，二损本于心，三损本于脾，四损本于肝，五损本于肾。与五劳七伤六极仍属一致，并无原则区别，仅有证情轻重程度之异。至于五损与劳伤之关系，乃依病情由轻而重逐步递进。清代张鲁峰于《L塘医话》中曰：“人之不足，由虚而损，由损而劳，(孟城注：此劳字含五劳七伤在内)由劳而极。”
其实，无论为虚、为损、为劳、为极，总不离“阴阳、气血、脏腑亏损”之基本病理。故虚劳之病，当以人身阴、阳、气、血四者之虚衰为经，以五脏之亏损为纬，则病无遁情、治无不中矣。
如近人恽铁樵于《风劳鼓病论》中曰：“五脏虽分，五脏所藏无非精气，其所以致损者有四：曰气虚，曰血虚，曰阳虚，曰阴虚。”气、血、阴、阳五脏皆具，而病变既成，必有侧重，并不等量齐观。如恽氏又曰：“而气血阴阳各有专主，认得真确，方可施治。”如气虚虽五脏皆有，而虚劳病中以脾肺两经为重点；同样，血虚以心肝两经为重点；阳虚以心脾肾为重点；而阴虚则以肺肾为重点。现将相关病证摘要列之于下：
气虚：肺气虚者症见短气、自汗、气怯音低，时寒时热。可兼咳嗽，易患感冒。舌质淡，脉软无力。脾气虚者症见食欲不振，饮食减少，食后胃脘不舒，平素四肢困乏，懒于言语，色萎便溏。舌淡苔薄，脉软无力。
血虚：心血虚者症兀尢心悸怔忡，健忘失眠，多梦纷纷，面色少华。舌淡，脉细或结。肝血虚者症见头晕目眩，耳鸣胁痛，易于惊惕。妇人月事不调，甚者经闭。舌淡，脉弦细或细涩。
阳虚：心阳虚者心悸、气短，动则气促，神倦嗜寐，心胸憋痛，面色苍白，舌淡或紫黯，脉细弱或结而无力，或虚大无力。脾阳虚者症见面萎食少，纳减腹胀，腹中冷痛，喜温喜按，四肢不温，大便稀溏。甚则完谷不化，舌淡白，脉虚弱无力。肾阳虚者症见面色苍白无华，形寒肢冷，腰膝冷痛，阳痿早泄，或五更泄泻，尿多或小便失禁。舌体淡胖，边多齿印，苔白，脉沉迟。
阴虚：肺阴虚者症见于咳，少痰，咽燥口干，潮热盗汗，甚则失音或痰中带血。舌干少津，甚则舌红无苔，脉细涩，或细数。肾阴虚者症见眩晕耳鸣，甚则耳聋，潮热颧红，腰膝酸软，口干不欲饮，咽痛舌疮，甚则失音赢瘦，两足痿弱无力。舌干少津，甚则舌红，脉沉细无力。
虚劳独特之脉，仲景于《金匮要略》中已有论述：“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论者每以脉大无力之劳为气虚，极虚之劳为肾虚。喻嘉言则曰：“虚劳之脉多见浮大。”又曰：“浮大弦紧，外象有余，其实中藏不足。”而《L塘医话》于“补编”中所言虚劳之脉，大符临床实际：“虚劳之脉必数，而有浮大、细小之别。浮大而数，阴虚甚也；细小而数，阴中之阳绝矣。又有一种阳虚者，脉不数，但缓而大不收，奄奄无力。”可供临证参考。
四、治疗原则
虚劳之治，当宗《内经》“损者益之”、“劳者温之”及“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为基本法则。总以调补患者气血阴阳之虚损，使致充实平衡以恢复健康为目的。
喻子嘉言曰：“秦越人发明虚损一证，优入圣域，虽无方可考，然其论治损之法：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肾者益其精，即此便是正法眼藏。”虽虚劳之症，五脏皆可致病，然五脏之中，以肺脾肾三脏更为首要。《理虚元鉴》曰：“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而肺脾肾三者之中，又以脾肾更为着重。
《医门法律》云：“治法当以脾肾两脏为要，肾乃系元气者也，脾乃养形体者也。”明代薛己《医宗摘要》亦云：“治虚劳，当以脾肾两脏为要。”
关于治脾，不仅脾胃为后天之本，生化气血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土居中州，万物所归，有执中央以灌四旁之能。且脾土于虚损症中自有其特殊地位与作用。医书对虚劳有上损下损之说，如秦伯未先生于《内科纲要》中曰：“自上损下者，一损损于肺，二损损于心，三损损于脾，过于脾则不可治。自下损上者，一损损于肾，二损损于肝，三损损于胃，过于胃则不可治。所谓过于脾胃者，吐泻是也。”更引古人之言曰：“不问阴阳与冷热，先将脾胃与安和。”虚劳患者，如若脾胃渐健，纳谷渐馨，饮食畅进，气血由生，必臻病去正复，五脏安和之佳境，何虑虚劳之不治哉。清代名医程杏轩精于歧黄，经验宏富，其于“医案辑录”中直抉心源：“稽古补虚之法，千蹊万经，为其关键，总以脾胃为之主脑。”
肾为先天之本，中含水火二质、阴阳二气，肾阴肾阳即真阴真阳，为人身阴阳之基础，亦即生命之根本所在。凡五脏有虚损者，病久必及于肾。故治虚损者，舍肾脏于不顾则非其治矣。景岳于《全书》“虚损”病篇“论治”条，开宗明义，慨然而论曰：“病之虚损，变态不同，因有五劳七伤，证有荣卫脏腑，然总之则人赖以生者，惟此精气。而病为虚损者，亦惟此精气。气虚者即阳虚也，精虚者即阴虚也。凡病有火盛水亏而见荣卫燥、津液枯者，即阴虚之证也。有水盛火亏而见脏腑寒、脾肾败者，即阳虚之证也。”故治虚劳者，必察肾气之盛衰，倘有损伤，宜速弭平。
余临证所见，凡虚损者久病理其脾而仍无起色者，莫不与肾有关。且肾阴虚者远较肾阳虚者为多，更多兼见虚火旺盛，是以《十药神书》有“肾虚精极、火盛金衰”之论。无论阴虚阳虚，治疗之关键在于固精，若漏卮不堵，虽日进龟鹿参杞，与病何益!
固精堵漏虽属重要，而更其要者尤在保精以自珍摄。较之徒恃药力，更为上乘。
《笔花医镜》曰：“惟在屏弃一切，不近女色，调饮食、慎风寒、息嗔怒，静养二、三年，服药可，不服药亦可。自然生机徐转，复其天和，非旦夕所能效也。”此外，如能完善自我之品德修养与加强精神调护，则善之又善也。如《L塘医话》曰：“凡患此者，修德为上，制药次之；治心为上，治身次之。”此保养调摄之道，亦属“勿药元诠”，不用药饵，胜于药饵，于虚损劳伤诸证，不啻上池之水也。
痨瘵试析
一、释名
古医籍中，痨瘵亦作劳瘵。盖本病每以虚损劳伤为其病理基础，故昔贤常用“劳”字，余则以本病必有痨虫传染，且已形成独立病名，为与虚损、劳伤区别故，选用“痨”字为名。本病于古籍中名称特多，如飞尸、鬼注、传尸痨、尸注、复连、骨蒸、劳极、无辜等，要皆痨瘵之病。
何谓痨瘵?即虚劳病中具有传染性者而言。《程杏轩医案续录》曰：“传尸乃虚劳中另自一种。虚劳无虫，传尸有虫；虚劳不传染，传尸传染。”痨瘵“有一种鬼注尸气，伏于人身，”“渐变而为怪异之虫，日蚀月蛀，”使“脏腑消溃”而病(《红炉点雪》传尸鬼疰篇)。《证治要诀》亦曰：“传尸痨，骨肉相传，乃至灭门。此其五脏中皆有痨虫，古名瘵疾。”古代之痨瘵范围较广，其中包括肺痨而非仅指肺痨，然究以肺痨为重点也。本病互相传染流行广泛，可包括现代医学之结核病在内。
二、痨瘵基本证候
痨瘵之证候，古医籍所载不尽一致，内容庞杂，症状繁多，常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后人不加深研，随趋简易，明季喻嘉言已有感慨，其于《医门法律》“虚劳论”中云：《巢氏病源》“谓有虚劳，有蒸病，有注病。劳有五劳六极七伤；蒸有五蒸二十四蒸；注有三十六种、九十九种，另各分门异治。后人以岐路之多，茫然莫知所适，且讳其名日痰火。”因而倘能深入研究痨瘵之理、法、方、药，掌握或熟悉其演变规律及治疗法则，必能更彻底有效地控制及治愈本病，而造福人类。
然则痨瘵之基本证候若何?唐容川于《血证论》中提出咳血、痰嗽、遗精、泄泻、潮热、盗汗、瘦削、疲倦、梦与鬼交或梦亡先，喜见人过，常怀忿怨，平旦病减，午后病增，发热、心烦、口燥、鼻干、脸红、唇赤、骨蒸、肺痿、咽痛、失音等常见症状已达二十五种之多，尚未包括全部症状在内。清代莫枚士于《研经言》中高度概括极为庞杂之证候而阐述其研究结论：“乃知传尸劳者，(邹按：即指痨瘵)合尸、疰、疳、蒸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体虚受邪，人感尸虫，于是沉沉默默无处不恶，而不能的言所苫，此时名之为尸可也；甚而发热、喘促、颧赤，名之为蒸可也；及其项间生块，唇口喉舌皆疮，名为疳可也；至差而复剧，死而传人，则为注矣。备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据见在为言也。”
莫氏此论，虽寥寥数十言，已对痨瘵复杂纷繁之证候加以分类归纳，亦是对痨病理论研究之发展，颇具科学性与实践性。下文对尸、疰、疳、蒸四大证试作探讨。
古籍中对尸、疰症有时合论，有时分论，因二者并无严格区别，且相因为病，故本文亦将两者合为一谈。
关于尸病，《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三“诸尸候”曰“人身内自有三尸诸虫，与人俱生，而此虫忌血恶能，与鬼灵相通，常接引外邪为人患害。”由此可知，尸病由外邪侵入人体而发病。推而论之，瘵疾初起必有外邪(瘵虫，亦即所谓尸气、鬼气)侵袭为害。而疰病(一作注，两字通假)“诸注候”曰：“凡注之言住也，谓邪气居住人身内，故名为注。此由阴阳失守，经络空虚，风寒暑湿劳倦之所致也。”葛洪则于《肘后方》“治尸注鬼注方第七”中云：“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致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觉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据此，则尸病乃病邪感染为害，虽葛氏分飞尸、遁尸、风尸、沉尸、尸注之“五尸”，要皆传易疾病之病邪，其中与瘵疾直接相关者则为“尸注”。而疰病则为病邪侵入人体后，留着不去，发为病变，甚至继续传染他人之病理过程。两者实为痨瘵疾病过程之二阶段：尸病见于早期，亦即传染期，疰则贯穿感邪以后之整个病程。
尸、疰两症之证候，十分繁复。如葛洪《肘后备急方》云：“尸注、鬼注病者，……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得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于旁人，乃至灭门。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至《巢氏病源》尸病十二候，注病有三十四论。然与本病关系最切者尸病中则为“尸注候”，而注病主要在于注易传染。其实，上述尸、疰所现证候乃属感邪之后所出现之全身症状，或虽属局部症状而为痨病患者易见之症。如“寒热”指全身发热。“淋沥”当指小便滴沥不尽、遗精、白浊、盗汗、妇人经漏不净等症。“沉沉默默，不得知其所苦”，为感受病邪后所出现之中毒症状与机体反应性。当包括疲劳乏力、沉默少言、纳差体瘦、全身不适而难可名状症等。无论病邪侵犯于人体何部，于局部症状之外，必兼以上证候，此等证候可贯穿瘵病之始终。
上述诸症与现代西医学对于肺结核全身症状之描述极相类似。《实用内科学》曰：“全身不适、倦怠、乏力、不能坚持日常工作，容易烦躁、心悸、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妇女月经不正常等轻度毒性和植物神经紊乱的症状。”“发热亦是肺结核的早期症状之一。”“盗汗……患者并有衰竭感。”此段描述已几乎包括《肘后方》除“淋沥”以外对尸注证候叙述之全部内容。可见《肘后方》尸注之证候，实为痨瘵感受病邪后所现之全身症状，及痨瘵易见之肾脏病证，亦为古医家论断痨瘵之初步依据。
至于蒸病已不作为一种独立病症，《巢氏病源》仅将其作为“虚劳”病中之一种症状而疳疾则多见于儿科著作，几乎已不见于成人医籍。殊不知久患痨瘵，多见疳证。
所谓蒸病，实为痨瘵主证之一，以潮热、虚弱为特征，因其热自内向外蒸发而出故名曰蒸、《巢氏病源》有五蒸、二十三蒸之名，而痨症中以骨蒸为多见，骨蒸之病根在肾，肾主骨，瘵病真阴亏损，内热炽盛，患者自觉其热从骨髓中蒸发而出，暮热早凉，两颧发烧，五心烦热，喘促溺赤。并见纳差神疲，体倦乏力。
蒸为虚劳病变，不为痨瘵所专有。虚劳病变为痨瘵之病理基础，故瘵疾必见蒸热。
蒸与疳可相互转化，相因为病。如《巢氏病源》“虚劳骨蒸候”记载：“久蒸不除，多变成疳。”而“湿病诸候”中“疳疾”条又云：“五疳缓者则变成五蒸”。
关于疳病，后世医籍仅见于儿科，其实当为痨病之一种中晚期症状。明代万全之《育婴秘诀》早已指出：“儿童十六岁以下其病为疳；十六岁以上其病为痨。疳痨即气血虚惫、脾胃受病之所致。”万氏将疳痨视为一病之两个不同阶段，以年龄加以划分。须知小儿疳病当属虚劳范畴，其中虽有痨瘵。但多属虚劳。属痨瘵者，疳症为痨病中一种证候，不作独立疾病。而于成年痨病患者中，疳症同样为痨病之一种重要证候。
所谓疳，乃脾胃运化失常所致之慢性营养障碍性病证。虽有热疳，冷疳，疳痨、丁奚、哺露等数十名称，而其实质，不外因虚劳或痨瘵导致脾胃运化失职，饮食精微不能化生气血、滋养百骸，渐至气血俱虚而造成形体及五脏之病变。临床多见面黄肌瘦、毛发枯黄、纳谷不振、脘腹胀满、大便失调等证。严重者可兼见紫癜、浮肿、口唇喉舌生疮、肛门湿烂、淋巴结肿胀或久溃不敛等证。验之临证，此类症状确为痨瘵久病患者所常见。
综合尸、疰、疳、蒸四大证所现证候，以全身者为多，局部证候较少，而肺部证候则更少。瘵疾中痨虫多犯肺脏，而后世医书所论瘵疾实际多指肺痨而言，何以尸、疰、疳、蒸四大证中，不见肺痨证候?盖尸注疳蒸所叙证候为全身症状，乃痨瘵诸证之总论，临床当据不同之发病部位，增加相应之局部证候。如肺痨现代中医将其主证概括为咳嗽、咳血、潮热、盗汗四证。而明代《医学入门》“痨瘵”篇中更加遗精、泄泻两证而为六证。其实无论四证抑或六证，部分症状已包括于尸、疰、疳、蒸诸病候之中。如遗精、盗汗已包括于“尸注”之“淋沥”证中；泄泻显属疳证；潮热为骨蒸病候，而咳嗽、咳血不见于尸、注、疳、蒸四大证中，因咳嗽、咳血虽为肺痨必见之症，但仅为肺脏之局部症状，故尸疰疳蒸诸证中不加叙述。后世医家所叙痨瘵已不如古人包罗万象，多仅以肺痨为言。而咳嗽、咳血、潮热、盗汗所谓肺痨之四大主汪，其实仍以尸注疳蒸诸证为基础，加上邪犯肺金所见之局部症状而成。
三、痨瘵治疗大法
至于痨瘵治法，本文不加讨论，仅略述其大法。《医学正传》倡“一则杀其虫以绝其根本，一则补其虚以复其真元”两大治疗原则。证之临床，似嫌不足。此病多属阴虚内热，且其热深痼，不易遽除，因而除热一法亦不可忽。故余以补虚、清热、杀虫为治疗痨瘵之三大关键，非独肺痨为然也。
药治之外保养一法尤为重要。王节斋曰：“劳瘵最为难治，轻者用药数十服，重者期以岁年。然必须病人惜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此谓内外交治，庶可保全”，
大小肠脉诊部位辨
脉诊五脏六腑皆有定位：左寸心；左关肝胆；左尺肾与膀胱；右寸肺；右关脾胃；右尺肾与命门，自叔和倡导以还，历代医家成宗之从之，已成千古定论。虽偶有一二异议，终不能易电。惟大肠与小肠两腑，在寸在尺，诸说不一，而见仁见智，各有至理焉。
陆定圃《冷庐医活》曰：“大肠脉候左寸，小肠脉候右寸，此《脉诀》之言也。自滑伯仁候大小肠于两尺，李士材称为千古只眼，后人遂皆信之。”然大小肠究当候之于寸抑候之于尺?依旧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
小肠脉候于左寸，大肠脉候于右寸，诸书辩论颇多，姑不赘述。而大小肠察于两尺，前人早起疑窦。如《古今医案按》载虞天民“治一妇人年五十余，小腹有块作痛二月余。一医作死血治，与四物加桃仁：等药，不效。又以五灵脂、延胡索、乳香、没药、三棱、莪术等丸服，又不效。其六脉沉伏，两尺脉绝无。虞曰：‘此乃结粪在下焦作痛耳，非死血也。’依法治之，下黑粪如梅核者碗许而愈。”俞震按：“尺脉沉实，则为下结粪。今两尺绝无而断结粪，又见取脉之巧非出一途。”余谓此非取脉之巧拙，乃为大小肠本不该侯于两尺部之明证。
清季龙柏氏著《脉药联珠》一书，于大小肠之脉诊部位，标新立异，自成一说。其书曰：“古脉诀皆以大肠附肺，小肠附心，包络附命门，以为火附火，而金附金也。独不知心肺乃清净之腑，居之最高。而大肠为传导之官，行之最下，岂得与之同部?况经云：“上附上，右外以侯肺，内以侯胸中；左外以侯心，内以侯膻中。并未及于大小肠，足见不附两寸可知也。夫胸中者，腔之内，肺之外空处电；膻中者，肺之下，包络之外空处也。夫既候膻中，非包络而何?包络之居左寸无疑，岂得置于右尺?况于肝木厥阴同位，其附左寸更无疑矣。又口：左寸之下，关之上，曰人迎之表，正应小肠太阳经也：右寸之下，关之上，曰气口之里，正应大肠阳明经也。余于斯道究心有年，切脉应症未尝差失，故更以易。非敢臆度也。”
按前说“左寸之下，关之上，曰人迎之表。”“右寸之下，关之上，曰气口之里。”非谓人迎气口位于两寸关之中间，而谓人迎位于左关，气口位于右关。故“关之上”一语中之“上”字，不当解为“在关部之上方”，而应解作“正在关之部位上。”李士材《诊家正眼》曰：“按古称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以察外因；右为气口，以察内因。”“夫寸关尺三部，各占三分，共成寸口。故知关前一分，正在关之前一分也。”以是可见人迎、气口实在左右两关之前端，并不在寸关两部之中间。直捷而论，则人迎属在左关，气口属在右关。龙氏谓小肠经候于人迎，实即候于左关之前端。大肠经候于气口，实即候于右关之前端。若以腑论之，则其部位当在关部之中下端，故其在《脉药联珠》“入手认脉脏腑部位脉诀”一节中，直抉心源：“左尺属水，膀胱与肾；小肠肝胆，左关细认；心君包络，膻中左寸；右尺三焦，相火曰命；右关脾胃，大肠附盛；胸中肺金，右寸部定；左寸关间。人迎表症；右寸关间，气口里应。”
高阳生《脉诀》虽将大小肠之脉诊部位定于两寸，而于“芤脉”条下却曰“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痈”，又将肠痈之诊断，明确定于关部。余意此非前后矛盾而然，可能前者从《脉经》承袭而来，后者为作者临证实践所得。无独有偶，宋代王明清《挥尘录》卷二“余话”中记载名医杨吉老之婿凭关部芤脉治肠痈一例，恰为《脉诀》作佐证。
“杨吉老者，泗州人，以医术闻四方。有儒生李氏子，弃业，愿娶其女，以受其学，执了婿礼甚恭。吉老尽以精微告之。一日，有灵璧县富家妇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视脉云：‘肠胃间有所苦耶?’妇曰：‘肠中痛不可忍，而大便从小便中出。医者皆以为无此证，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试为筹之，若姑服我之药，三日当有瘥。不然，非某所知。’下小元子数十粒，煎黄芪汤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脓血数升而愈。富家大喜，赠钱五十万，置酒以问之。曰：‘始切脉时，觉芤脉现于肠部。王叔和《脉诀》云：‘寸口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痈，’此痈生肠内所以致。然所服者，乃云母膏为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医矣。李后以医科乃第，至博士。”
余谓大肠诊于右关，小肠诊于左关，较之诊于两寸或两尺，不仅更符临床之实际，且深契于脏腑之排列。倘以现代医学中“系统”二字将中医脏象作一归纳，则一目了然：左寸诊循环系统；右寸诊呼吸系统；左尺诊泌尿系统；右尺诊生殖系统；左右两关则共诊消化系统。由是观之，界划井然，紊丝不乱。
再观古典医籍，脾胃与肠，每每混杂不分。古云“大腹属脾”，而大腹中所藏者正是大肠与小肠。仲景《伤寒论》谓“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主证为燥屎内结，法用攻下。据证据法，皆是肠病肠治，而非胃病胃治也。书中明言“有燥屎在胃中”，实为“有燥屎在肠中”，此属常识，已不须辨之矣。
综上所述，大肠诊在右关，小肠定于左关，自无疑义也。
脉学三题
一、自病亲验脉双弦
弦为肝经之主脉，肝属木而气横，因而每易侵凌其他脏腑而变生病患，故魏之L尝言曰：“肝为万病之贼。”临证间常见弦脉或兼弦之脉，掌握弦脉之诊察方法及诊断意义，既极需要，亦极重要。弦脉有单弦、双弦之分，恒常之说弦脉，实为单弦脉。即无论左右手，一手仅见一道呈现弦象之脉象，亦即通常所说之弦脉。另有一种双弦脉，虽所见较少，然一旦出现多主重病、久病或证情复杂之病，此时倘不能把握病机、当机立断，则毫厘千里之失在所难免，故仍有研究之必要。余于六十年代一病非轻，沉困之极，脉见双弦挺劲，屡访名流，竟无识其脉而能论其证者，所用方药不惟无效，反致益疾。每忆及此孟城心有余悸，今据余之切身体验，将双弦脉稍加引述，以饷读者。
双弦脉之体状，前贤有两种见解：
一者以左右两手中，见于一手为单，见于两手即为双，意即左右手同时出现弦脉者为双弦。如《四诊抉微》引《脉鉴》云：“两手脉弦为双，一手脉弦为单。”而戴同父更以“两关俱弦，谓之双弦。”两者虽小有不同，实则仍属一类。
另者认为双弦脉当于一手寸口脉中出现两道弦脉，或见于左手，或见于右手，若左右两手俱见则为四道弦脉，即左右手各有两道弦脉。如日人丹波元简之《脉学辑要》引吴山甫曰：“双弦者，脉来如引二线也……若单弦，只一线耳。”又如徐忠可于《金匮要略论注》中曰：“有一手两条脉，亦日双弦。”
上述两种意见中余意为当以后者为是。盖前者所述即是普通之弦脉，或见于一手，或同见于两手者，亦即通常所说之“单弦脉。”余当年于病中所现乃左右手各有两道弦细挺劲之脉，平行而驶，稍带数象，按之不衰。亦有人曾见患者一手之两道弦脉并不平行，而呈高低昂藏之形，理亦可通，而余未之见也，存之以待明者。
其次，双弦脉之主病，不出弦脉主病之范围，前人论述可概括为三条：一为《脉经》之说“双弦则胁下拘急而痛。”滑伯仁，吴山甫皆土于此说。二曰“双弦寒痼”。张璐玉《诊宗三昧》，徐洄溪《脉诀启悟注释》，李延罡《脉诀汇辨》等见解相同。三为双弦主虚。如徐忠可于《金匮要略论注》中曰：“此乃元气不壮之人往往多见此脉，亦主虚，适遇概温补中气，兼化痰。应手而愈。”
就余当时之病状而论(参见“镇肝涤痰疗癫狂”篇上半部分)，为心肝痰热内扰，兼阴虚气郁，经巢念祖先生治以清肝涤痰、养阴安神而效。彼时见证之中，最为主要之症为腹笥气撑作疼，牵引两胁不适，应于上述第一条。确亦见虚，而非宜温补。最不同者为寒热相左，彼主寒痼，余为肝热。此非前贤论述之误，须知脉乃四诊之末，须合望闻问而断，始为合辙。倘单以脉论，则脉有兼象，亦应取之沉候，此处常为主脉真性隐伏之地，诊脉者不可忽也。如为寒痼，必双弦而兼见沉、迟、紧、涩等象。如余自病时所主痰热，乃双弦劲细有力兼带滑数，按之不减。于此等处细心体认，必有意外收获。久久纯熟，自可出奇制胜。
二、芤脉求是
芤脉之形态，前人皆以慈葱为譬，因是形象模拟，以致理解不一，而成分岐。古籍中对此有两种见解：一者以浮沉俱有，中候独空，为芤脉之体状。如《脉诀汇辨》曰：“芤草状，与葱无异，假令以指候葱，浮候之着上面之葱皮；中候之，正当葱之中空处；沉候之又着下面之葱皮。”二者主以两边俱有，中央独空，如《脉经》曰：“芤脉浮大而软，按之中央空。”又如《四诊抉微》：“芤形脉大软如葱，按之傍有中央空。”
上述二种意见相类而不相同：两者均以慈葱为喻，一者执其左右，一者据其上下，而所成之脉体形象仅略有参差，无有本质区别。今人《肖通吾脉决及脉案》，则将上述两种意见合二为一：“芤脉之主要特征是四周浮大，中间空虚，并非浮沉取之有，惟独中取不见。”
对于芤脉体状之意见，余赞同叔和《脉经》之说。芤脉于临床中很少见到．较难实证。余曾见一说，以细小柔软而具一定弹性之橡皮管与人体之血管类比，芤脉见于大出血之后，此时动脉管由血容量急剧减少，而血管尚未收缩，或因失血过多一时无力收缩，血管之张力仍在，脉管中气多血少，故此时按之脉体见软，正与橡管中充满气体按之绵软有所近似。若以指诊于橡管之上，浮取则软大，中取则“脉”体中间较浮取更软，而“脉”体之两边较中间稍为充实有力，若是虚脉则两边与中间同样无力，而其绵软之脉体则相对呈现阔大。如再于橡管上沉取之，极难分清指下有底面橡管之感觉，盖芤脉出现时，一般情况下，其血管周边之张力基本相同，则芤脉浮取时仅感觉血管上面之张力，中取时两边之脉管受到压缩，则张力增加，故见“两边实”，沉取时，脉管上部之张力加上血管内血液流动之力，已大大超过脉管底面之张力，故沉取不可能有“又着下面葱皮”之感觉。此一描述似为想象之成分居多，但却符合临床实际。
至于芤脉之主病，主以大出血诸家皆无异议，而《脉诀》主以瘀血及痈脓，为诸多医家所不纳。《濒湖脉学》引《脉诀》之语，亦屡为他人所诟病，其实上述两者皆为芤脉所主之病症。大出血虽病灶在于局部，而一经出血，必迅速波及全身，当视为全身性疾病，故其出现芤脉，亦必寸关尺三部俱见。且所见时间甚短，失血之后脉道不充，及血管张力随之减退，脉管收缩，即变现为细脉或弦细，或细涩之类，必不再见芤脉，故临证之际，芤脉不常见也。
芤脉主瘀血及痈脓者，脉象俘在时间亦较长，非如大出血之芤脉呈一时性。余推测其形成之机转，乃缘气血运行受阻而然。“脉乃血派，气血之先。”谓脉搏之跳动乃是肌体气血运行之信息反应，当某一脏器或组织无病时，其气血运行畅通，与其相应之脉诊部位亦呈止常脉象。当其局部或瘀血凝滞，或痈脓内生，偏于脏腑或组织之某一侧，则另一侧仍可流通气血，不过受其影响，使流通面积变小，且因受到阻碍而不畅，故于脉诊部位仍见一道脉，仅呈细涩而已。如瘀血与痈脓阻于气血运行之中间，气血必从其两侧或四周运行，其脉气信息反应于脉位之上，亦为左右两道细小涩滞之脉，似属在理。至于兼有火象，则既生痈脓必有郁热，至于瘀血兼热，前人谓痞坚之处必有伏阳，瘀久化热，亦势所必然。芤脉主瘀，医籍中时有所见，如孙东宿《生生子医案》卷一治“光禄公”胁痛案，孙氏据脉论证，辨为痰火，“如瘀血，脉必沉伏，或芤、或涩也。”将芤脉与涩脉、沉伏脉相提并论，同主瘀血。又如《陈逊斋医学笔记》载：“虚人虽有瘀血，其脉亦芤，必有一部带弦，宜兼补以去其血，桃核承气汤加人参五钱，分三服缓攻之，可救十之二、三。”可见芤脉主病具有两重性：既主失血，又主瘀血。其所主失血仅在大出血之初期，失血既久，脉必改变。主瘀之时，当芤而有力，或兼弦、涩、沉伏等象。
三、观雨悟散形
关于散脉之形态，《脉经》曰：“散脉大而散。”后世医家多宗叔和之说，不过文字更为详尽，终未出其范围。如有谓浮大而散不收者，有谓漫无根蒂者，更有描述如杨柳飘絮，踪迹散漫者。然散脉之体状究竟如何?于指下如何体认?何谓“涣散不收”?何谓“漫无根蒂”?何谓如“柳絮飘忽而踪迹散漫”?咏法为医家之实用技术，脉象之形体不明，如何下手诊察?余于临诊间反复思维推求，总觉指下难明。盖散脉体状之关键在“散”，然对“散”之含义，一时难得要领。某夏之一日，临窗闲坐，忽闻迅雷陈陈．大雨随之而下。园中地面积水盈寸，雨点落入水中，即起一水泡，雨点下如乱麻，则水泡此起彼灭，形成散乱无序之状。余忽悟散之形，与此极肖、
盖二十七脉中，除散脉外，其余二十六脉虽然脉形各有不同，要皆不离脉体之线条形状．即使动脉突起于一部，其形如豆滑数跳动，而于他部仔细推寻，总有线状脉体可得。而散脉则不见线状脉体，于寸口脉位皮肤之上呈现无数个散在之跳动点，此起彼灭，既无固定之处，亦无规律可循。前贤喻为柳絮之飘忽无定，正此之谓也，亦如余观雨昕见水泡起伏生灭之状。此即《脉经》所谓“散”也，无有定点，生灭不常，即是“乱”也。余至此始明散脉之形态，以后于临证中以此诊察散脉，从无一失。然散脉不多见，余所见者多为房颤痛人，尤其是房颤喘息之患者
黄褐厚腻苔清化漫笔
黄褐厚腻之苔，临床时有所见，因其病理每主痰热内蕴，是以病多实而不虚。故医家见之，参合脉象症情，如无龟酰每用清热化痰法清之涤之，甚则兼通腑气以导之。随症立方，每获良效。但湿性缠绵，常常粘滞难化。余于临证中反复推求，因思痰热日久，必损津液，虽云痰由湿成，而其阻塞隧道，致津液不能敷布，遂使局部干结而痰湿之粘着愈紧。一旦润之，则粘着易去。又且凉性化痰之品，不能作清热之药使用，既是痰湿与热相结，必选适当之清热药物为佐。虚则甘寒，实则苦寒，随症采用。盖痰由热煎湿浊而成，热若不解，则痰必坚凝。余后于临证中见顽固之黄褐苔，每参润燥泄热于化痰诸品之中，常获应手之效。略举三例，以见一斑。
离休干部王某，患食道癌一左关脉独大而有力，右脉小，舌淡中裂，苔厚腻黄黑，且见斑剥。即于对症之抗癌方中加瓜蒌、郁金、竹茹、竹沥之属。服六帖，舌苔依然。转方时参入沙参、石斛、瓜萎、石决明、菊花、竹茹、山栀等品，仅服三剂而舌苔全化，呈现舌质红润而苔薄明净。患者甚为兴奋，谓其一生曾有两次黄黑厚腻苔。一次在三十余岁时，患肝炎，服中药数日帖，舌苔始终未退。后请祖传名医张先生诊治，服数十帖而苔化净，肝炎亦愈。此次之黑苔已有两年余，当时尚未知有癌症，而今竟于数帖之间解尽，王老屡屡称奇。随后转为手术治疗，不意竟刀下而亡，殊可扼腕。
中年女士王某，患右肺下叶后基底段癌肿，伴阻塞性炎症及隆突。并已转移至第九胸椎，体表可见鸡蛋大肿物，略高于皮肤，下肢痿软瘫痪。脉小滑，舌心灰黑厚腻。即于对症之抗癌方中。合入四妙丸方，服两帖后，大便自泄四次，色黑而秽恶不堪，奇臭难闻，第三日自止。就此胃纳大开，第九胸椎肿胀处平复。舌淡红，苔转薄白明净。
余还曾见到一例，亦是肺癌患者，为原发性周围型右上肺鳞癌，已转移至右上胸第四肋。年迈古稀体质衰弱，舌质淡，苔粘腻，中心一条黄黑色。患者肝郁脾虚，参入生津及苦寒药则纳呆乏力，精神困顿。只能于对症方中酌加甘寒化痰清热之品，缓缓图治。一月余苔始渐化，然浊苔一去，郁热显露。舌色通红无苔，速与养阴生津，兼制癌毒．竟得一时诸症消退，病情好转。
以上三例均为黄黑厚腻之苔，曹炳章所著之《彩图辨舌指南》云：“凡舌苔黄中带黑而浮滑而粘腻者，太阴湿热内结，宜利湿清热。”北京中医学院之《中医舌诊》“黄边黑腻苔”条亦云：“舌的边尖部分都是黄色苔，惟舌的中心部则苔呈灰黑色，是湿热内蕴的征象”。就临床所见之黄色粘腻苔，中带灰黑色，多为湿热内结之象，以上三例亦符合这一诊断。然一、三两例是病久津亏热结，湿热虽存而津干无以润泽，已成粘着难化之势。津不润，热亦不去，故治疗时亦不得不采取变通方法，先以生津润燥，兼参清热除湿法则药到病除，而收事半功倍之效。譬犹污泥粘壁而尚湿润，则一剥即可去之。如渐及半干，剥之不易，强剥之则易损伤墙面，此时若以水润之，待其润透，则自然剥之甚易。物理与病理，每有相通之处，是以格物可以致知也。此乃辨证与治法中之变法，正医家所宜用心之地。浅识如是，不敢自秘也，
察舌余言
裂纹舌为临证常见舌象，慢性病中多见之。一般主以阴亏津枯，然亦不可一概而论。《辨舌指南》列论甚详，如谓“淡白舌有发纹满布者，乃脾虚湿侵也。”津枯之于湿盛，一燥一湿，大相径庭。裂纹舌除病理性外，尚有生理性者。余昔年治一卜姓职员，时方青年，罹患肝炎。四诊除舌象而外，俱无所异。其舌淡红饱满，充实于口内，舌中心裂开一条细纹，自尖贯根，两侧细纹满布而极规则。于舌边近根端斜向舌中近尖端，乍一望之，宛如树叶之络脉．舌苔薄白。据其四诊投以疏肝解郁、健脾化湿药，肝炎渐愈而舌象依然。余诘其舌裂原因，对曰不知。余约其服药百剂，以治其舌裂而纠其津亏。越两周，患者来告：“某日询及家母，谓吾舌生即如此。”始知属生理性者。余谔然之余．引咎自责而已。
腻苔由秽浊盘居中宫，上达舌本而然。论其主病，无非湿浊、痰饮、食积、瘀血之类所结成，此等阴邪阻遏阳气，中焦阳用不灵，秽浊弥漫熏蒸，上升而为腻苔。治法当健运脾土，兼化秽浊。然偶有真阴亏虚而致浊秽不化者。余于一九八六年治一病人．已忘其姓氏，系中年男子，身材魁梧，五年前曾患肝炎，经他医治疗早获良效，但肝功能化验单上总有一、二“慢性指标”波动起伏，因而仍与药罐终年为伴。
一日就余诊，方坐下，便张口伸舌以示余，云肝病以后，苔终未化，茵陈用至30g，服数十剂，巍然不动，求为化除之。余细审其苔，灰白微黄，较为厚腻，与临证常见之腻苔无别。问其症，除肝区小有痞胀外，余无不适，胃纳二便、体力均无异常。余细视其脉，六脉除左尺外，皆现小滑，左尺独见沉细而软，按之即遁，显然真阴不足。余推敲再三，因思腻苔宣化，必籍中宫阳气运转之力，而中阳振动，须赖肾中真阳之助。人身水火交融、阴阳互根。《内经》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维系始能致用，今肾中真阴不足．纵然阳气不匮，终因阳失阴涵而震撼无力。舌上腻苔焉有化机?余毅然予其健脾疏肝之原疗中，加炒松熟地一两(30g)，予七帖。彼亦知医，见处方面有难色。余告之以理，彼即首肯。一周后如约前来复诊，喜形于色，极赞药效之佳。盖服药之后，苔渐化除，余察其舌，仅有薄白一层，已如常人之苔。腻苔化去，后未复生。由是可知轩岐之学秘奥深邃，岂泛泛然所能望其项背哉？
蓝色舌，本文仅举女性两例，皆为癌症患者，俱呈淡浅蓝色，舌边较深于他处。其中一例为黄姓教师，当时住某医院肿瘤病房。余因友人之邀去彼诊一淋巴痛转移病人，猛听背后有人呼余昔年曾用名，竟是旧时同学，不幸患乳腺癌，手术后，肺仍转移，服浙江某医之中草药，并由所住医院给予化疗。阔别数十年，不意相逢于此情此境，悲恻之心，能不怆然涕下乎!余应邀为之诊，见其舌色浑然淡蓝，两侧较中心略深。临别时相约云：过些时当请余为之诊治，惜其病情变化极速，不多时日即广泛转移，发热不休，全身肿块如拳大者，四肢、躯干皆有。未几即告别人生，溘然长逝，甚为可惜。
另一例为胰腺癌转肝癌，为四十开外之干部。症见肝区及脘腹胀满不适，时作疼痛。频频泛恶，纳食呆钝，大便日行溏粪五、七次，便后腹中略舒。全身黄疸，脉小数，舌色一如上例，浑然淡蓝，舌边较深。《辨舌指南》云：“有微蓝而不满舌者，法宜平肝、熄风、化毒。”与癌症之治法，大体适合。据患者脉证，系肝郁气滞、瘀血内阻。即予疏肝解郁、活血化瘀，解毒制癌。三天后复诊，患者舌现红色，苔则薄白，原先之蓝色全已不见。由此推测：蓝色舌系热郁于肝，因滞气、瘀血阻塞经隧，致使热不能泄而然。是故一经宣通，热邪循经而出，则舌转红色。
黄糙苔为胃热津亏、秽浊上蒸之候。而余诊陆氏惊伤心胆例(见本书“惊恐重症赖补养”篇)，则与众不同：不仅苔现淡黄干糙，且舌质通体呈淡姜黄色，略现僵硬而欠柔和。此种舌象，余遍阅舌诊诸书，皆不见载。不得已，以意揣摩，合四诊而推断用药。初时因病源难明，曾用生津、清热、化痰、通窍诸法，随机取舍，因证立方，皆如泥牛人海，沓无信息。后经反复论证，遍参历代名贤论述，投以益气养血之方，服之渐效。不仅症状递减，神思渐复，且舌色亦转淡红，舌体柔软，糙苔自化。按理而论，如此苔舌，应属脾胃津亏热结，何以对证之药反不见效，而却收效于益气养血?今以意逆之：舌黄苔糙虽属有热，而热有虚实之分，色深者热甚而证实，色淡者热微而证虚。固然，尚须结合脉证。今苔舌之色均淡，纵有痰热属虚可知。苔质干糙虽有津伤之因，而血亦阴类，阴血既虚亦呈燥象。且“饮入于胃，游溢精气”，须得“脾气散精”，始能“上归于肺”而并行于五经。今则元气耗伤、脾土不运，即使胃有津液，谁与输布全身?津既不布，燥象必见。补益气血正所以滋化源、助脾运、养精血、益肝肾。治兼先、后天，根本既立，诸病自已。
舌根肉芽高突、光莹无皮，不见于经传，亦不载于诸子百家之书。临诊间余数见之，患者所述病种非止一端，然皆逢场作戏，偶一过诊而已。因而难揣病源，莫能测其主病。其中一例于舌根出现肉芽后数月，患胃癌逝世。舌根肉芽与癌肿有否内在联系?有待继续探索。《辨舌指南》未有专论，仅于“裂纹”舌条内，述及“舌根高起，累累如豆，中露人字纹深广者，胃有积也。”而余所见患者均无人字纹，然胃中之积与肿瘤当属同类之病。第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而Y积则为笼统浑称之名。
汗吐下法亲历记
我国历代医家中，善用汗吐下法治病者，子和之后，未之闻也。谓之千古绝响，似不为过。近今医家处方用药多尚稳健，能绍子和之箕裘者，盖亦寡矣。余数读子和之书，欣慕子和之法，而不敢一试焉。虽非全由谈虎色变，闻雷落箸，畏惧之而不敢用，实为医家肩负救死扶伤之责。先贤胆大心细智园行方之训，历历在心，故未尝敢有一药浪投也。于是求索善用子和之法者，每思以一睹为快，而竟亦了不可得。直至数年前，得遇川沙陈英俊医师，始知子和之法尚有传人在。且亲服其所授吐下之药，而体验益深也，故记其始末，以飨同好。
余于十年前，一度身体不舒，痰气阻塞于中，心肝火炽于上，而脾肾不足于内。服清火顺气消痰之药，兼扶脾土，有效而无大效。商之名家，计无所出。欲用吐下之法，而虑其峻烈。因思丹溪有“倒仓法”，乃以黄牛肉二十斤，熬其汁成琥珀色，空腹饮之。病在上则吐，病在下则泻，上下兼病则吐泻交作，祛病如扫。且牛肉补土，病去速而正不伤也。愚意先以小量试之。于是购买牛肉五斤，熬汁去渣，浓缩其汁，仅得大半碗。因数量太少，服后仅泛恶而不吐，更不致泻。而中焦倍觉阻塞益甚，上下之气，似被痞隔，头胀胸闷，眼热心悸，足胫酸软，皮肤干糙若砂纸。时时自觉气机上冒而不能下达，神情亦稍呆钝。每日临证，仅能勉力支持。屡请名家投剂，方证得当，效终不显，病则日益加甚。四个月后，有缘得见陈英俊先生于其诊室。先生年逾古稀，形丰而神采奕然。无论男女童叟，凡来诊者，皆先诊脉，而后据脉言证，多能若合符节。脉证既符则于其自备之数十味丸药中选定一种丸药或处以汤药，并随即煎煮使当即服下，服后或吐或不吐，过半小时后再复诊脉，然后予另一种丸药或汤剂，带回服用。服后必致吐泻，吐泻过后，继以“先清后调”两法以善其后。清法乃多以丸药清未尽之内热。调则开处方两张，一为寒热并用之剂，每以桂附与硝黄同投；一为消补兼清之方。先服前者一帖，停药一日再服后者一帖，复停药一日再服前者。如此交替服至各四、五剂，再前往诊脉吐下，继以清调，周而复始直至病愈。余被诊脉后，谓是五脏积热，所言症情凿凿。先予“紫葛丸”如梧桐子大者六十粒，下咽即觉辛辣异常，旋感胸中热辣，愠愠欲吐而未能吐。半小时后复诊脉，予“十补丸”六十粒暨清调方药，嘱带回服用。因路途遥远，3小时后始到家，已下午3时矣。立即将十补丸服下，入口味甘，带有人参气。服药后1小时，开始剧吐。所吐物尽是褐色粘腻之液，因先服之药有辛昧，故吐时满口辛辣，直吐至辣味渐消则吐自止。继而大泻数十次，始犹带粪，后者纯为稀水。至夜半尚不能止，以针灸针刺足三里、内庭二穴，立时止泻。次日身肢疲软，而胃纳不减，休息一日即体力恢复，吐泻之后，顿觉胸腹宽畅，三焦通达，神清气爽而诸症去矣。数月之病，除于一旦，正有不可思议者。陆放翁有句云：“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诚见道之言也。余亲服吐下之药而效立见，以切身之体验，益知为人司命者，子和之书不可不读，子和之法不可偏废也。
附一：陈先生为余所开“清”方
大黄9g黄芩9g黄连6g槟榔16g木香9g附子9g肉桂6g白术9g神曲18g茯苓16g泽泻12g当归9g延胡6g青陈皮各9g半夏9g南星6g
附二：陈先生为余所开“调”方
黄芪18g党参16g白术9g陈皮9g升麻9g柴胡16g甘草6g当归6g木香9g槟榔16g
按：服吐下等烈性药物后，常见“瞑眩”现象，亦即药物反应之一端也。孟子曰：“若药不瞑眩，则厥疾不瘳。”然则“瞑眩”现象，益欤?害欤?何以别之?余于临证之中，药物反应者数数见之，其状各不相同。要凡反应之时，对病者之精神状态无明显影响者，则为药病相当，是药力祛病之应也。反应之后，自有效验可见，孟子所说者，即此之谓也。若反应之时，病者之精神状态明显受其影响者，如见精神萎顿、正气不支；或心绪烦乱、意不自守；或言语错乱、神识不清等，则属药不应病，或是药重伤身之害，速宜设法补救，不可掉以轻心。凡服重药剧药者，宜加慎焉。
内科类
感症小议
一、温病亦有“热入血室”证
《伤寒论》有热入血室一证，而温病学中，同样颇多论述，如《临证指南》、《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均有明文。何为“热入血室”?“所谓热入血室，就是妇人月经期间，正遇外感，邪热与血互相搏结所造成的病变。由于病体有强弱，邪陷有深浅的不同，所以表现的症状也不同，而治法当然也随之而异。”(《伤寒论教育参考资料》)
依据上述定义，当为：①患者适遇外感。②正值妇人月经期。③外感邪热与经血互结，以致造成月经紊乱(经水适来、适断、或自行。)④可见胸胁下满、寒热往来、谵语等症状。然前三条为辨证之主要依据，而症状须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而定，《伤寒论》热入血室共四条，所见症状亦各不同。关于谵语一症，考《伤寒论》中热入血室证，除216条(属阳明病)有谵语外，第143，144，145三条为少阳病，其中144条无谵语。是故可以推论热入血室一证不以谵语为必见症状，只须在“妇人月经期间。适遇外感，邪热与血相搏结所造成的病变。”即可成立诊断。
孙文垣于《生生子医案》中，载有治“元素侄妇”热入血室一案，“乃春温后经水适止，证见余热不退，口中甚渴，胸胁痛而耳聋。经用柴胡、人参、甘草、天花粉、黄芩、白芍、红花、当归、丹皮、知母而瘥。”此案因于春温，症状中不见谵语，恰为上述讨论之极好注脚。
关于热入血室之治疗，胸胁下满者刺期门以泻瘀热，证轻而表邪仍在者可待自愈。邪在少阳者，钱天来以小柴胡汤加牛膝、丹皮、桃仁；许叔微以小柴胡汤加生地黄；杨士瀛则以小柴胡汤加五灵脂。无不旨在和解达邪为主，实证佐以活血化瘀，使外邪解、经隧通而病得愈。虚证佐以养血凉血，俾邪解同时阴血得充，则血室自清。以上为伤寒治法，而温热病热入血室治法略有不同。如叶子雨眉评《温病条辨》云：“其经水适来而病温热，病虽发而经水照常自行者，不必治其经血，但治其病而自愈。”余据此义曾治一例属外感风热而致崩漏，参考前贤治法，祛邪为主，佐以调血。以银翘散辛平疏解，以达表邪，加益母草活血通经，血结得开，经络通畅，则内外之邪俱解而病即愈。某厂技校女学牛陈某，年方二九。1991年夏前偶患感冒发热，适值汛至，热退后经漏不止，每日点滴而下，逾月不净。迭进行气活血、通经止漏及益气养血、固本收涩等法，半月未应。改请某妇科前辈诊治，服药一周病仍依然。复来余处诊治，余仔细推详四诊。患者病起于感冒发热之后，感冒时月经适行，热退经血不止，当是邪热乘经行血室空疏而入于胞宫，阻碍经血正常运行而致。同时细勘脉象，患者脉形虽小，而气口脉明显强于他部，且略偏于浮，此症当是风热外感，邪尚未解，热扰血室，以致漏下不止。试投银翘散加益母草，方为：
金银花9g连翘9g荆芥9g竹叶9g薄荷3g桔梗4．5g甘草3g牛蒡子9g豆豉9g益母草15g
服药三帖，经漏即止，外感亦解，以后月经正常，按期而至。现已成婚育子俨然慈母矣。
二、风寒外感亦可“战汗”
“战汗”一词首见于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但书中未加详述。直至晚清温病学家叶天士在舟中对其学生顾景文口述“外感温热篇”，将战汗作为正气达邪外出之自愈机制后，“战汗”一词始为杏林常用之语，医家每多采用。然何谓“战汗”?即是于外感热病之某一阶段，突然发生战栗，继而全身出汗，症随汗解者即为“战汗”。此为机体邪正相争之表现，正胜邪则汗出病解，正不敌邪则战而无汗。外感热病无论伤寒、温病皆可发生战汗，但以温病为多见。温病有卫、气、营、血等不同阶段，而战汗则见于邪在气分之时。叶氏曰：“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
温病战汗诸大家论述甚详，而伤寒战汗，仲景亦曾论及，如《伤寒论》94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战汗之形成，在人体感邪之后，邪气尚未深入犹具透表达邪之机，正气与邪气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即可与邪交争而出现战汗。如患者体内津液尚充，可作汗源之时，即有战后汗出病解之可能。
1975年深秋之某日，余所在地居委干部周老太之丈夫急来邀诊。余知周老太数日来患感冒，头疼、恶寒、无汗、关节酸痛。因而随其丈夫立往彼家。见患者卧于被中战栗不已，床具被震摇而“咯咯”作响。当时余第一次见到此症，疑为战汗而不敢自决。但患者自云无妨，昔年曾发一次，战后得汗即解。余闻此言，心中稍宽，伴随患者，随时以小匙饮以温水，以观察病情变化。大约战至一小时许，患者周身微微汗出，次日热退病解，自此安然无恙。
温病而见热扰血室，感寒而见战汗达邪，此等症临证之际尚不多见，本文所述各一例。以常规之法处治，皆得症解病安。伤寒战汗，仲景未出治法，周老太例则借用温病战汗“益胃”成法，补充水分滋其汗源，竟亦“热达腠开，邪从汗解”而愈。
外感风热误药致变
沈妇，四十九岁，在常州务农。形体甚丰，宿有气管炎。1982年3月某日清晨自乡来沪，旋即赴苏州扫婆婆墓，临晚复归沪上。路途劳顿，自觉疲惫不支。旋见咳嗽、痰多，略带气急。自服枇杷叶膏、半贝丸三日，痰少咳稀，并见气机上逆，呼吸急促。特邀某名医诊治，用麻黄、杏仁、葶苈子、甘草、鹅管石、半夏、陈皮等药，服七帖。咳喘虽挫而诸症峰起：大便泄泻，每日三、四行；心悸慌乱，胸宇烦闷；额汗频出稍动益甚，而余处则无汗；午后自觉蒸热，但体温不升；胃纳锐减，加之浑身疲软，元气以动。于3月29日送某医院检查，诊断为可能“高血压性心脏病。”于当天下午又急请前中医诊治，仍持前议，因有泄泻、额汗见症，于前方中加入白术、茯苓、糯稻根。30日服药一帖，倍觉沉困，胃纳全无，额汗更甚，随揩随渗，卧之于床，扶之亦不能起坐，坐则昏沉不支。至是，患者极度消沉，连夜与夫作生死诀别，翌日(31日)清晨，其夫前来邀诊，作万一之望。
诊见面色暗浊，神情淡漠。询知头颅闷胀，不欲举动。额上汗湿，粒粒如珠，渗出于肤。扪之掌心甚热，而手足躯体肌肤不温，语声低微，气怯懒言，余证俱如前述。切脉则两手细弱涩数，人迎与右寸独见浮数，且明显大于他部。舌干无津，中心厚苔直贯根部，色黄且褐。据此脉症，殊属棘手。余反复推究，参合四诊，意为病属外感风热，因素体丰肥，多痰多湿，又遇劳累气虚，无力鼓邪，遂使外邪与痰浊交结，症情复杂。因前投温燥，反劫津液，津伤热郁变证迭生。为今之计，先当辛凉解表，以驱袭入之外邪；清热豁痰，以开邪出之道路。然津气两伤，亦不可不顾，否则津干不能作汗，气虚无力达邪，徒恃表药，终难克效，谛思惟俞根初《通俗伤寒论》之加减萎蕤汤最为适用，即以此方加味：
葱白三枚淡豆豉9g桔梗3g前胡4．5g白薇9g鲜竹沥30g(冲入)薄荷4．5g(后入)炙草3g冬瓜仁12g红枣5枚玉竹9g
(姜春华老师批语：方佳)
上午服头煎后，即絷絷汗出，遍体津润，至午腹中饥饿，竟食烂面一大碗，约二两许。是日下午即能起坐，患者求愈心切，于当晚又服一剂，一日内两帖俱尽。次日复诊，已觉周身轻快，与日前判若两人，惟额汗虽少未止，精神尚觉短少，此外，别无不适。诊之六脉小而稍数，人迎与右寸浮大之象已平，涩象亦解。舌已不干，然苔仍黄厚，用药仍宗前法，偏重消痰清解：
薄荷3g(后入)豆豉9g桔梗3g前胡4．5g冬瓜仁12g炒山栀6g炒枳壳4．5g姜半夏6g茯苓9g炙草3g焦六曲9g
服药两帖后，除稍觉疲弱外，余证全退，额汗亦止，已能操持家务，并于4月3日乘车返乡。
按：病者事后告知，来沪前三日曾患感冒，发热、头痛，未经治疗热即退。因病中神思恍惚，未予提及，使医者一时难明病源，徒费周折。本例之病因，为宿有痰热，复感外邪，痰邪相结，肺气痹闭，致使邪不外达。肺与大肠相为表里，肺气被遏邪无出路，迫走大肠故见泄泻；热郁于内故心胸烦闷；热蒸于上迫液外泄，则额汗频仍；午后阳盛与邪相争，故午后蒸热，因而见证如斯。余治此病，虽合参四诊反复揣摩，而据其脉象为最多，其间尤以人迎与右寸脉最为可凭。盖右寸属肺，肺主宣发卫气，与外感疾病关系密切。风寒之邪恒自太阳而入；风热犯人每多先伤肺卫。右寸脉浮而有力，是表邪确据，浮而兼数乃感受风温、风热之邪，或寒邪入肺化热之征。至于人迎，明代医家李士材言之甚详。《诊家正眼》曰：“人迎脉在左手关前一分，胆之部也，属风木而为阳，故主在外之病。”“人迎紧盛，伤于风也。”又曰：“左关之前一分，为六腑之源头，为诸阳之土宰，察表者不能外也。”故今见人迎浮数，加上见症如斯，是外感风热无疑。当然，此非凭脉癔断，乃合望闻问三诊而推得之，因而投剂即应，效若桴鼓。
(姜春华老师批语：脉学可凭而不可凭，以证为主，以脉参证，斯可矣。)
(附注：此文写后曾经姜春华老师审阅，先生作批语如上。今先生虽已作古，而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之功不可没。今乘斯文刊印之机述此以示纪念也。)
秋感温燥凉解宜
《黄帝内经》为中医理论之最高经典，其论病机及四时外邪为病，却遗燥气燥邪一端。金代刘完素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后，增补“诺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俾病机十九条之内容充实、完备。而明・喻嘉言，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痃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文，改“秋伤于湿”为“秋伤于燥”，制清燥救肺汤方，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开燥气为病证治之先河。隶及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专立“秋燥”一门，创制“桑杏汤”、“桑菊饮”诸方，至是则秋令之燥气伤犯肺卫者，治法始备。然秋令燥气之伤人也，有温燥凉燥之别，吴氏所论，乃温燥耳。若云临证之所见，温燥实较凉燥为多，是故吴氏之功，不可没也。
关于温燥之症状，初起头疼身热，干咳无痰，即使咯痰，亦多粘而量少，气逆而喘，咽喉干痛，鼻干唇燥，胸闷胁痛，心烦口渴，舌苔薄白而燥，舌边尖俱红。然患者之病候，常不典型，故每易与风热感冒混淆。《温病条辨》曰：“秋感燥气，右脉数大。”曹炳章评曰：“右脉数大，右寸尤甚，不独秋燥为然，即风温亦如是，此亦识病之要诀，但风温初起，右寸必浮耳”。然先贤虽言之凿凿，而临诊之际，失于明辨者，仍复不少。以致轻感时邪，亦须迁延多日。倘若治不彻底，或失治误治者，每易流入损途。
《理虚元鉴》论“虚症有六因”中“有外感之因”“因外感者，俗语云：伤风不醒结成痨。”“若其人或酒色无度，或心血过伤，或肝火易动，阴血素亏，肺有伏火，一伤于风火，因风动则痨嗽之症作矣。”据此，因外感而成痨嗽者，以温热之邪为多而温热之中，尤以温燥为甚也。盖温燥之气最易伤损肺津，肺为阴脏，喜润而恶燥故也。曹炳章云：“感燥而咳，病势本轻，然迁延误治，必成重症。”是故临证之间，遇感证久治未愈者，务必着意诊察，不可掉以轻心而遗人天殃也。
病例：干部王某，年过半百，形体魁梧，肥胖而多病，肝痛、头疼常作不辍。1976年秋，患感冒牙痛，匝月不愈。凡中成药及诸西医感冒药，几已尝遍，似有小效而病终不解，因来余处就诊。视其脉细而带滑；问其症则头痛而不甚，微有恶寒，稍加衣则又觉轰热，不时咳嗽数声，绝无痰浊，苔薄白而燥。此乃感受秋令燥气，并非感冒风寒风热之症，故治感冒之成药宜其不效也。然燥症分温燥、凉燥，今患者所病，乃温燥耳。治法当用凉润清解，拟用桑杏汤化裁。
桑叶9g豆豉4．5g荆芥4．5g南沙参9g炒山栀6g麦冬9g杏仁9g炙草1．5g玉竹9g
与二帖。患者急于求成，是夜连服二煎，睡至半夜醒来，即觉浑身舒适，翌日晨起诸证顿解。余药一帖，则弃置不服矣。
温病岐视
1986年春，余于某医院遇一中年女病人，因高热不退住院，经西医对症处理，高热下降而低热不清；每日午后渐见寒热一、二分；至日晡时升至三、四分；黄昏则五、六分；至人定为七、八分而止。子夜后热渐退，黎明至午前体温正常。每日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两目自发热后即成视觉障碍，仅可见微光，若视物或人，则仅见两团白影，不能辨为何物，更不能见其细部。邀中医会诊，服药一月余，病无进退。余阅前所服方，前后两诊尽是六味地黄汤加减者。切其脉小而数，可任寻按，舌与苔无明显异常。诊为温病余热不清而作两目岐视，先贤夏应堂先生治验一例，与此极似，因师其法而效其方：
北沙参30g天花粉18g川石斛9g桑叶9g银花9g连翘9g生甘草1．5g白薇9g
服三帖，热即退净，岐视消失，视物可辨其大体。服至十帖，目视复常，患者及乃夫千恩万谢欣然出院。
按：温病岐视一证，临床不甚常见，考诸温病文献，叶、薛、吴、王四大家书中，亦皆缺如。故遇此等证，一时难明病源，前医按《内经》作“精散则岐视”，投以六味地黄汤原亦无可厚非。余诊此症，忆及《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夏应堂氏临床经验介绍”一文中，曾载一例，与此类似。虽脉舌症情小有不同，而温邪留恋则一也。至其病机，夏氏论之极精：“是温邪郁而化热，流连于气分，熏蒸于阳明，引动肝火，火性上炎，清窍被蒙，盖肝脉连于目系，胃脉亦系目系故也”。及其治法“而清热保津之法，正堪一施。”“因拟轻清泄热肃肺制肝，俾邪得透达，则蕴热自清，金令下行，则肝火自熄；热清火熄，阴津自保。”正缘夏氏论病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故收药到病除之效。今宗其说而用其方，患者得脱病魔，余则增长见识也。
瘀血头痛兼阴虚遗泄
青年徐某，英年十七。十三岁起颅额左侧一点疼痛，固定不移，痛剧时如刀割锥刺。每日或间日一发，持续数小时方能渐解。发作时间最长者达四小时之久，读书及生活深为所累，其母爱子心切，百计筹措钱款，求医问药二年余，竟无弋获。1991年10月17日至余处诊治。余视其形体瘦瘠，面色无华。按脉弦细，苔薄舌瘪。因年少失怙，家境贫寒，营养久缺而致气血虚衰，但额头之痛为瘀血所作。病属体虚症实，治法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之旨，以除额痛为急。故先疏血府逐瘀汤以行瘀止痛：
大生地12g桃仁9g甘草1g赤芍9g川芎3g白芷6g当归9g红花3g炒枳壳4．5g柴胡4．5g桔梗4．5g怀牛膝9g
服药十四帖，头痛得愈。
继而来诊，惟求切脉观舌，小言病症。其左脉弦细，右关细软而尺稍盛，舌瘪而嫩，边多红点．是阴血不足而兼有相火之象。余疑其夜间遗精。询之果然。以养血安神兼{肝脾为法，随拟一方：
大生地9g茯苓9g炙远志9g丹参9g炙甘草3g炒白术9g炒白芍9g当归4．5g炒黄柏1．5g
又服十四帖，遗精渐止，予一贯煎法以善其后。偶或相火见旺，加入知柏各5g即平，最后诸恙皆安，惟脉弦细不退。于方中参入石斛9g，炙龟板15g以养血柔肝。服十余帖脉渐柔和。
按：王清任《医林改错》之“血府逐瘀汤”，由桃仁12g、红花9g、当归9g、生地黄9g、川芎4．5g、赤芍6g、牛膝9g、桔梗5g，柴胡3g，枳壳6g，甘草3g组成。善于活血祛瘀、行气止痛，为血府血瘀之主方。何谓“血府”?《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夫脉者，血之府也。”血府之本意乃指脉管，而原书所主治之病症，多为胸中瘀血，阻碍气机之证，而于实际使用中又不受此限，举凡气滞血瘀而病势未甚诸症，均可使用。更不局限于脉管或胸中部位。其中关于辨证，本例以症状为主要依据，患者左额一点疼痛，固定不移、痛如刀割锥刺具有瘀血为患之特点。以血府逐瘀汤治瘀血头痛，已成临床习用之法。《医林改错》中曰：“查患头痛者，无表症，无里症，无气虚、痰饮等症，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剂而愈。”据上案验证，知非虚语。
至于遗精临床有梦遗、滑精之分：有梦而遗精者谓之“梦遗”，无梦而自遗，甚则清醒时亦有精液外出者为“滑精”。两者之异同，《景岳全书》“遗精”篇曰：“梦遗滑精，总皆失精之病，虽其症不同，而所致之本则一。”俞震于《古今医案按》中言之最切：“向来医书咸云有梦而遗者责之心火，无梦而遗者责之肾虚，二语诚为括要。以予验之，有梦无梦皆虚也，不虚则肾坚精固，交媾犹能久战，岂有一梦即遗之理。”景岳与俞震之论极为精要，本例因营养不良，后天严重失调，体质更见虚弱，加之遗滑不禁则虚而又虚矣。故案中以养血安神、健脾益肝为法。方中用黄柏者，《重庆堂随笔》曰：“精滑自遗，每成劳损．男女皆有之。”“阴虚火动者为虚，湿热下注者为实。不论虚实，皆宜佐以黄柏，苦能坚阴固肾，寒能清热胜湿也。”
瘀血发热二例
瘀血发热一证，临床时有所见，但《黄帝内经》对于此证未见明文论述。推测其发病机理，当与痈疽发热有所近似。《灵枢・痈疽篇》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不得行，故热。”瘀血滞于经络隧道之中，致气血郁而不通，遂致发热。至其治法，下述两例均选用王清任《医林改错》之“血府逐瘀汤”合曹仁伯“瘀热汤”化裁，俱皆药到病除，可谓复杯即安矣。然血府逐瘀汤原书指征仅言“晚发一阵热”；“每晚内热，兼皮肤热一时，此方一付可愈，重者两付。”今以之治瘀血发热，竟得效验彰彰，已是推广其用矣。
例一
马氏子，1979年时仅五岁，6月26日于幼儿园中被顽童群殴，跌仆抢地口唇青紫肿甚。归家后精神萎顿，当夜发热恶寒，体温38．2℃。连夜送往某医院儿科治疗，诊断为“感冒”，服西药两日无效。改去另一医院就诊，诊断意见与前医院相同，加用银黄注射液，肌注后热退至37．3℃，时而略升，时而略降，终不能退至正常。最后一针注射后，患儿呼叫腿痛，经施以按摩痛渐减。及至晚饭间腿痛又作，不可屈伸，且愈痛愈剧，半小时间至呼号不绝。体温骤升至38℃以上。是日乃7月1日，发热已六日矣。余诊之反复推敲思维：此病发热已数日，天天有微汗津润而热不退，且无恶寒流涕等象，非感寒可知。又无咳嗽、咽痛、头痛诸证，亦无温热之征。且纳食不减，嬉戏如常，定非外感之病。患儿发热前有跌仆瘀肿过程，虑为瘀血发热。遂以王清任之血府逐瘀汤，参合曹仁伯瘀热汤意，疏为一方：
桔梗2g甘草1g鲜芦根20g鲜生地12g柴胡12g当归6g桃仁6g红花3g炒枳壳3g赤芍6g川芎2g川牛膝4g
连夜撮得一帖，急煎予服。九时许服下头煎，随即见患儿口中乱言，喃喃不休，所言又不甚可辨。呼之唤之，均不理会。以手稍触其体，每蓦然坐起，高声乱叫，叫已又卧。闻其时太息，时抱怨，时叫詈，时愤恨。强与对话，则暴跳之余亦能忿忿而答，所答却一毫不错，可见既非错语，亦非谵言。至次晨二时后，渐见平静而睡。翌晨醒来，神识全清，体温降至37．2℃。腿仅微痛，步履亦不妨。又将前药煎二汁与服，至中午体温正常，腿痛消失而愈。今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此病未见后遗现象。
例二
豫儿于1986年9月11日晨起自觉不适，坚持去校上课。至中午体温上升自服感冒冲剂。及傍晚，体温升达38．6℃，并见汗出、乏力，略无他症。按其脉弦而迟涩。余一时未明其理，勉予服银翘散煎方一帖，药甫下咽，即觉浑身发热，旋即畏寒、面赤、目中火热，体温升至39．6℃。遂去某医院急诊，诊断为“病毒性感冒”，针药并用。二十四小时后(12日)，体温仍39．4℃。再往复诊，改用青霉素。首次注射后，随即风疹遍体，瘙痒难忍。两膝疹块融合成片，连及上下足胫尽肿。不得已停用所有西药。13日改用午时茶冲剂，服两次后体温降至38℃，但腹泻阵作，一日五、六次，停药则泻止，服药则泻作。临晚服板蓝根冲剂一包，即咽痛、畏寒、体温反升至39．3℃，扁桃体由正常而变为Ⅱ°肿胀。医院复诊断为“急性扁桃体炎。”予对症处理。15日晨热仍39．3℃。余反复谛思此证发热五日，诸药不应，且对症之药，用之病加甚，是辨证不明，识症不真也。据脉弦细迟涩，按之应指无不足之象，是经络瘀阻，血行不畅而然，当足瘀血发热证。遂投血府逐瘀汤加减方：
生地9g当归6g桃仁9g红花3g生甘草lg炒枳壳6g赤芍9g柴胡3g川芎3g银花9g芦根15g丹参9g桔梗3g
服两帖，热即退净，诸症随消，后即全安。
按：首例药后，症见胡言乱语，乃服药后瘀血欲行，流动之际扰及神明所致，瘀净则神明复矣。
例二为瘀血阻滞于经络而发热，非关感冒外邪，故中西解表，消炎诸药，不惟无益，反致引动瘀血，使病加甚。最终之诊断，侧重脉象。日人丹波元简于《脉学辑要》中曰：“今验有Y瘕痃气，壅遏隧道，而见迟脉者，是杂病亦不可以迟概为寒也。”瘀血发热虽非Y瘕痃气，而其机理，犹如前述痈疽，与瘀热一证恰有互通之处。
惊恐重症赖补养
惊者惊骇也。或见非常之物，或闻异常之声，或履险临危。感受于外，卒然人心，而生惊骇，其症自外而入。恐者畏惧也。恐恐然，惕惕然，怖畏不能自持，其病自内而生。惊之与恐，既可独立成病，亦可相因而成；惊可致恐，恐则易惊。
惊恐虽均属七情之病．而于五脏之中，惊病与心肝两脏关系最切。《医学心悟》曰：“《内经》云：东方色青，人通乎肝，其病发惊骇。惊虽属肝，然心有主持则不惊矣。”恐病多发自心肾，《医学心悟》又曰：“恐为肾志，亦多由心虚而得。《经》云：心怵惕思虑则神伤，神伤则恐惧自失。”
惊恐之治法，因惊症多由“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故治惊多以清心化痰安神镇静为主，方用温胆汤、朱砂安神丸、安神定志丸之类，多从治心人手。至于恐症则常从虚治，以补肾定志，宁心安神、益气养血为法。《医学心悟》主以十全大补汤或八味丸加鹿茸，重在培补真元，实从经验而来。
对于惊恐重症，必须持之以恒，坚持用药方始有效。程钟龄曾曰：“予尝治惊悸恐惧之症，有用大补数十剂，或百余剂而后愈者，毋谓七情之病而忽视之也。”程氏此语，若非历练有素而深入轩岐堂奥者，莫能道也，余复闻斯语而感慨系之。余于两年前治一惊恐重症患者，经治年余始见大效，异常之病态才基本好转，情志及思惟方趋正常。今述其治疗过程于下：
陆氏，女，三十九岁，为市郊某单位干部。1995年2月23日余处初诊。患者于1990年出差东北某地，偶于夜间独自散步于外，突遇一疯人蓬首垢面，踯躅道侧，见陆独身漫步，则直趋擒陆。陆见状惊惧不胜，拼力逃遁。疯人随后追赶，久之方始逃脱．及至宾馆已魂飞魄散，瘫软不能自主矣。回沪后神情萎顿，呆若木鸡，不惟生活不能自理，且一日三餐均须其母喂食。每日五更两手痉挛、口唇抽动，同时口中呜呜鸣叫不已。及至天明，痉止叫息。须由家人喂以流质食物始渐能醒，然后须由父母给予穿戴盥洗。至1991年12月经市某医院CT检查，确诊为“双侧小脑萎缩”。并经市有关专家多次会诊，有“小中风”及“癫痫”两种意见，最终之结论为“癫痫”，嘱须终身服药。
当时见证如上述症状外，见其兀然呆坐，面对电视机，双目定睛少瞬，表情严肃，语言蹇涩，对答勉强，但所答内容大多正确，少数为答非所问。由于两髋关节处牵强，故步履时常直脚行走，略似中风后遗症，且走路时左手能自由摆动，而右手紧贴身侧，不能摆动。同时只能往前：卣行，头部不能左右顾盼。饮食及二便尚属正常，经汛如期。至余诊时病已五年，加上其夫屡欲与之离异，弃之不问，父母无奈，领回照料，患者内心又增一层精神之创伤与压力，对于治疗徒增孽障。其脉初按时弦滑数而有力，过五分钟后复诊之，则变弦小数软，不任寻按。舌质呈淡姜黄色，中心略瘪。苔则微黄粗糙而干。余思陆氏所患为惊恐重症，惊则心乱神伤，肝胆气逆，痰浊骤生，经络阻滞，遂生诸症。至于定时手脚抽动，口中呜叫，乃因子丑为肝胆经气生旺之时，痰浊随两经之气升逆无制，至寅时肺金用事，欲制肝逆而不能，肝气逆上侮肺，则木叩金鸣而见口中呜叫。肝气不受金制，横溢四肢则抽搐。治拟养气血，安心神，疏肝胆，化痰涎，潜虚阳，熄内风。投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增入益气、化痰、清心、安神诸品，服药两周，四肢抽动及口中呜叫大减。适经汛来临，诸证又见加甚，脉现沉小涩，改拟补阳还五汤加补益肝肾，祛风通络之物，诸证大好，遂以此方续服三月，然证虽减而终不见根本之转机，病体亦不见恢复。余反复分析推敲，认定此证当从虚治。遂采用程钟龄法，以十全大补汤合《张氏医通》之远志丸(人参、龙齿、菖蒲、茯苓神、朱砂、五味子、山药、萸肉、枣仁、黄芪)加减为方。其药用：
党参30g黄芪30g焦白术10g茯苓神各10g甘草3g生熟地各30g当归9g炒白芍9g陈皮9g炙远志9g石菖蒲6g五昧子3g磁石30g先煎生枣仁30g苦参9g
另以蜈蚣、全蝎等量研末，即古方止痉散也。每日服二次，每次1．5g，以止其四肢抽搐。
上方中减去十全大补汤中之肉桂。盖患者心肝痰热较重，稍用热药即不适。后于方中去苦参，加入炙龟板30g天门冬30g见效益佳，定为基本方，随证加减予服。后又添入朱砂安神丸加强清心安神之效。以上方为基础共进退服用一年六个月，每月仅停药休息一、二日，药后神志清晰，记忆及情态基本恢复，可与人正常交谈，能复述所观电视节目。清晨抽搐虽未全除，而已甚微，鸣声亦然。能自行穿衣用餐，行走时四肢协调自然，能协助母亲粗理家务。患者之舌质已由淡姜黄色转为正常人之淡红色，糙黄苔已成薄黄润泽苔。此为其内在正复邪退，病体向安之征兆。然其停药为时未久，其疗效尚须时间考验也。
赭石立治脑震荡
脑震荡与脑挫裂伤，为头部直接受暴力所致。或由外物击伤，或与硬物相撞。亦有因于臀、足受力，外力由脊传头而震伤颅脑者。脑震荡为病较轻，其症每于伤后短暂失却知觉，伴呕吐、头痛及近事遗忘。脑挫裂伤为病较重，患者常可昏迷数小时至数星期。症见明显头痛、呕吐、烦躁不安，严重者可见瞳孔散大，呼吸不匀，甚至持续高热而呈危象。
脑震荡与脑挫伤之治疗，素无特效疗法，中医多主平肝化痰、潜阳熄风，笔者以钩藤、石决、姜夏、茯神、天麻、龙牡、磁石、竹茹、白蒺藜等治疗数例，鲜获速效。后读曹惕寅先生之《诊暇录稿》，得以单味代赭石重投缓服，以治脑震荡之法，用于临床，其效应若桴鼓，捷如影响。先后四、五例，投剂辄应。先录典型病例一则于下：
陶某，男，四十八岁，某粮管所副所长。1979年10月5日上午，与邻居因事争执，被木棍击伤头颅、腰背及眼部，当即晕仆。急送某区中心医院急诊。
在该院留观十二日，诊断为“脑挫伤”。出院时腰背及眼外伤渐愈。血压由入院时220／130(mmHg)下降为130／90(mmHg)。其时主症为头晕泛恶剧烈。于出院当日邀余往诊。自诉：击伤伊始，即晕不可支，旬余以来，虽针药迭进，而症无少减，只能静卧，不能稍动躯体，稍稍动作，即觉天旋地转而眩晕欲仆，随即泛恶频频，但不呕吐。一日三餐及饮水服药，均由家属喂饲。余诊得脉象弦滑，舌质舌苔无异常。迳予：
代赭石100g，加水两大碗，煎至一大碗，待温后，以汤匙缓缓喂饮，约四小时左右饮尽。
当日下午开始服药，至傍晚，甫尽药汁之半，已可自行翻身。于是续服前药而尽其剂，及夜半，独自下床登厕矣。然步履蹒跚，时欲以手扶物。翌日又服一剂，即恢复正常。直至1989年以它病逝世，生前未见任何脑震荡后遗症。
按：此案眩晕甚而无呕吐，《诊暇录稿》之案，则为呕吐剧烈，神识不清。该书原刊于1927年，以后未见再版，渐成凤毛麟角矣。今照录原文，以资读者印证：
“粤东范君之女，年五龄。自楼窗跌仆下坠，狂妄躁语。与饮饮吐，得食食吐。不能辨识父母，目不交睫。或云肝阳挟痰，或谓温邪痰滞。历五日夜，医药罔效。后经其友绍余往诊，切其脉错乱无定。外既不伤于风寒，内亦无病于痰滞，筋骨肌肉，亦无重伤，实以身躯颠倒重震，浊气反上，清气下陷，姑宗镇胃降浊法治之。
独味煅代赭石五两，煎汤三大碗，每隔十分钟用小匙饮五、六匙。饮未及半，神识大清，呕吐亦止，啜粥一盂，安卧而瘥。”
夫代赭石一物，《医学衷中参西录》谓“其质重坠，又善镇逆气，降痰涎，止呕吐，通燥结，用之得当，能建奇效。”观此两案，可知其于“脑震荡”、脑挫伤症之眩晕、呕吐卓具殊效，无疑是治疗脑震荡、脑挫伤之首选特效中药。此症之病机，曹氏谓为“浊气在上、清气在下”，而治疗大法取“镇胃降浊”，与通常所用之平肝潜阳、化痰熄风之法不同，迥出意表，可谓匠心独运，实为脑震荡脑挫伤病机之研究开一门径。
《续名医类案》载“许宣治一儿，十岁，从戏台倒跌而下，呕吐苦水，以盆盛之，绿如菜汁。许曰：此胆倒也，胆汁倾尽则死矣。方为温胆汤加枣仁、代赭石正其胆腑，名为正胆汤，一服吐止。昔曾见此证，不知其治，遂不救。”此案标新立异，名曰“胆倒”，方以温胆为主。然若不加代赭，必无是效，是以此方所得力者，仍属代赭也。设单用代赭一味，不合温胆枣仁，效亦可期，而“胆倒”之论却含深意，盖人体受震之后，清阳下陷，浊阴上潜，胆中浊气循经上达巅顶则眩晕，横逆胃腑则呕恶。治疗后清升浊降，胆气敛藏则诸证自已。此症胆胃同病，用代赭一物而两利之，因而速效。是故岐黄家不当固步自封于套方疲药，自当开拓进取，而求验方达药也。
又按：古人治病每以小方，简药重投，取其纯而力专也，故取效既宏且速。《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一卷载：“唐初许胤宗谓：‘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许氏乃唐初名医，言虽寥寥，意则至深。余三复斯语，铭诸座右。
镇肝熄风法治愈脑挫伤
某商店黄姓女经理，年刚四旬。1988年3月21日，不慎于十级扶梯之上坠下水泥地，后脑着于地上，当即昏迷不醒，急送附近一区级医院抢救。翌日转送某市级医院会诊，诊断为“顶骨骨折，右颞、左额脑挫伤。”昏迷十七天后神识始清，共住院四十日，因病情好转而出院。返家后依然眩晕难支，仅能于室中扶物缓行，动作蹒跚迟钝，稍稍加快则泛恶不止，甚则呕吐。纳谷不振，二便尚调。目糊不清，视一物每见二、三重影；嗅觉丧失，但无鼻炎病史。生活起居，时刻需由家人看护扶持。至6月16日邀余诊视。诊得脉滑舌干，余症一如上述。先以代赭石100g水煎当茶饮，泛恶即止。复诊苔薄白，脉见上盛下虚之象，即以《医学衷中参西录》之镇肝熄风汤加减，以育阴潜阳，平肝熄风。方为：
代赭石30g生龙牡各30g淮牛膝15g炙龟板15g川楝子9g炒白芍9g元参9g天冬9g生麦芽9g茵陈9g炙甘草2g合欢皮15g天麻6g
服药一周，胃纳大开，嗅觉复常，仍以此方加减续进。服至二十帖，行动恢复正常，能自行乘车前来门诊。先后共服近百剂，病得痊愈。以后恢复工作，生活起居一如常人，亦无头痛眩晕，记忆减退等后遗症状。
按：头为诸阳之会，脑为元神之府。人身健康时，体内阴平阳秘，气血调畅。人体之阴阳气血升降有度，运行有序，协调均衡，则头脑清宁而灵敏觉知。一旦头颅为外力冲击，则巅中气血混杂，阴阳淆乱，清气不升，浊邪上干。阴火随冲气乘机位，肝阳胆气由是亢逆，逆扰于上则目眩头晕，化风走于四末则振掉而不利于行，犯胃则呕恶，旁及五官则耳、目、口、鼻、舌为之失灵。《内经》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既化风逆上，阴阳失于维系，则真阴失固。且肝阳下吸肾阴，则阴伤更甚矣。故其治疗之法首须潜阳降逆。然真阴既伤，倘不滋填根本，欲潜其阳而阳终不潜，欲降其逆而逆必难降，是故涵育真阴，又当辅行。
据于此理，则治疗之方当以“镇肝熄风汤”最为合宜。此方虽为中风(脑充血)症而设，而其病机却与此证极为相似。如张锡纯于方后自注此方之适应机制云：“盖肝为木脏，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经。”至其用药原理，是以方中重用赭石以降胃降冲，牛膝以引血下行，此为治标之主药。而复深究病之本源，用龙骨、牡蛎、龟板、白芍以填熄肝风，玄参、天冬以清肺气，肺中清肃之气下行，自能镇制肝木。余于原方中加天麻以止眩晕，合欢皮以安其神。药病相当，效验彰著。
镇肝涤痰疗癫狂
余年弱冠，素好游泳。1966年年方二十又四，入秋参加横渡浦江训练活动，第二次已是8月秋高时节，虽未见北风怒号，然阵阵凉意袭人肌肤，仅穿游泳裤由此岸乘舢板至对岸，已是几个寒颤，入水更冷，惟有自知。及至次日即觉头重、胸闷、乏力、低热、恶心泛漾、纳谷不馨。先请西医诊治，测得体温37．4℃，经检查仅得“肝肋下触及”体征，并无其他。因彼时肝炎肆虐，医家诊病时每虑及此，似已成为定例，于是以“低热、肝大”两端，疑为肝病。但以后数年问化验肝功能将近二十次之多，全属正常，可见查无实据。当时因服西药无效，改就中医诊治。适中医痔科青年大夫林医师顶替内科门诊。林医师谦虚好学，待人和气，诊后谓余曰：这是感冒。予辛温解表药两剂，服后大效，但未痊愈。自觉为寒湿袭表而未敢肯定，故欲在上方中加入芳香化湿之品，因初识医理，而未敢造次。复诊时，林医师已因故停诊。由内科唯一之女中医诊治，彼云西医既断为肝病，当用疏肝理气法。投柴胡疏肝汤加诸行气之品，服一剂即觉胸背胁腹疼痛，询之女医，谓除此之外并无他法可施。断续诊治数次后，病情迅速加重，已至胸腹痛不可忍，腹中及右胁下有气块如拳大，常沿脐上向左胁下滚动，夜间气撑更甚，几不能入睡。白昼则精神困顿，昏昏欲寐，仅能勉强自主，神识则似明似昧。食欲全无，为维持生命计，每餐强食半两许。舌苔薄黄微腻，两手脉均呈双弦，即每手有两道弦细挺劲之脉呈形于指下。于是外出求医，凡沪上及江浙邻近之地，有缘名流率皆造访，而终归“千方易得，一效难求。”在心灰意冷，束手待毙之时，幸得药店职工张孝顺同志发慈悲怜悯之心，介绍余就诊于孟河世医巢念祖先生。巢先生德高望重，名贯乡里，医术高超，技追华扁。虑余病重体衰，不胜路途跋涉之劳，特为余通函论病，悬拟处方。先生脉案至简，仅于第一方上书“顽痰扰包络”一句，其方为：
女贞子12g百合12g青礞石30g珍珠母30g龙齿12g胆星9g郁金9g九节菖9g炙远志9g天竺黄9g鲜竹沥1支(冲)夜交藤15g合欢花9g
乍看此方似与余当时之病情风马牛不相及，然深入分析之，便知此方有出神入化之妙，不仅方意周匝，而且辨证奇特而精确。盖余之病原属感受寒湿，失于表解，腠理闭塞，邪留不去。误用疏肝行气之药，而余体质原本肝肾不足，且素多抑郁，香燥行气则愈伤肝肾之阴，引动久抑之气火，则心肝之热骤炽，而郁抑之气勃然横逆矣。心肝热则灼津为痰而神识昏愦，气机逆则克犯脾土而成瘕聚。虽自觉症状之中以腹中气块撑动最为主要，而其治法，必以清心化痰、柔肝开涤为要务。盖肝木得养则气逆自敛，心君宁谧而神识清泰。故不治其气而气自宁，不清其火而火自静。神哉乎，宜其药到而病去如归也。痰热消、肝木平、心火降、肾水升，一身之气机协调畅达，何虑气块瘕聚之不愈哉!故全方侧重于清除心肝两经之痰热，兼以开窍安神。世谓中医理论之“活的灵魂”乃“辨证论治，”观此案治法益信而有征。然此等方法似不见于轩岐古籍，惟于晚清医书中偶可窥其端倪。此病之诊治亦见巢老先生功力深厚非同一般。巢先生于女贞子、百合两昧之选用，亦极精到。盖余肝肾阴伤而心经内热，始由外感而涉及神明，故宜育阴清热养心安神，仿《金匮》百合地黄汤意为最合拍，而余肝肾虽亏而脾胃受戕，加之痰浊内恋不可更用地黄之滋腻，而先生用善于育肾阴、清虚热之女贞子以代地黄，虽平常一药之易，“而非老手不办也。”余病至此，服任何中西药均有明显药物反应，而服巢先生之方却全无不适，但初亦不见其效，坚持服用，于无形中诸症渐消。及服至七十余剂，神识顿然慧爽，犹如风卷残云，诸证尽消。服及百剂以资巩固，又得枯木逢春之喜矣，自此安然病愈。惜“世有良才天不永”先生已早归道山。先生之重恩大德余深铭肺腑而未敢一日忘怀也。
其时也，精神分裂症之患者甚多，求治者接踵而治之不易得效。一日余偶触灵机，悟及巢老先生所用之方，正可移治此病，恰合中医“异病同治”之旨。余将此方推敲再三，略事化裁，定为一方，以治心肝热郁痰凝之癫狂病证，名为“镇肝涤痰汤”，方附于下：
附：镇肝涤痰汤方
礞石30g珍珠母30g龙齿12g胆星9g郁金9g石菖蒲6g炙远志9g天竺黄9g鲜竹沥1支(冲)
记忆口诀：
镇肝涤痰礞珠龙，星金菖远沥竹黄。
上述九味乃是基本方，尚须随症加减，方显良效。近时癫狂症患者虽病因病机各有不同，然心肝痰热炽盛乃最为主要之类型。是以频年以来，余用此方治愈甚多，例如：庄老太，五十四岁。某内衣厂工人。因受严重精神刺激，于1970年初患精神分裂症。在某精防院住院两月，尚未好转。平日神情痴呆，多疑善怒，喃喃自语，喋喋不休，稍不遂心，则哭闹叫嚷。发剧之时，屡欲投河自尽，幸被邻居拦截。夜间须服四种安眠药，始睡三、四小时，少服一种，即难入睡。自诉头脑眩胀而致昏愦不清，耳鸣心慌，胸中烦扰，胃脘胀满，嗳气时作。出院后在劳保医院服药数十帖，未见效验。历观前方，非祛风通络之剂，即甘麦大枣汤加味。诊其脉则沉郁而弱，察其苔则薄且腻。余意为肝火挟痰上扰心包，以致神明失守不能自持而成斯症。遂投镇肝涤痰汤以潜镇化痰、开窍安神。以青礞石、天竺黄、郁金、竹沥、菖蒲、远志、磁石、珍珠母、龙齿、胆星等出入加减。先后十九诊服药九十帖，诸症均除。从服中药二十帖起停服西药，夜寐亦安。愈后停药观察数月，一切正常，脘胀亦愈。复工上班二年余，直至退休后又年余，病亦未发。后遭邻居频频辱骂，而致旧疾复作。狂暴躁越，数人莫制。立即一次诱服礞石滚痰丸30g，药后半小时即沉沉而睡。六小时后，连续登厕，泄泻稀便多次，于是狂躁之态全消。再予上述类似方药，服二十剂病若失，继则以养阴消痰之方善后。至今二十五载，年过八旬，康健如常人。此症乃长期忿郁而成，加之年高之体，脾肾已衰，木邪冲旺，正气莫制。近贤云：“肝木横逆则痰热蕴结，心阳独炽乃燥火易升。”痰浊随风火上冲心包，神明为之震憾，故诸症作矣。此非脏躁之比，故养心安神之甘麦大枣汤用之不效。此例病情，全是一派心肝二经痰热壅塞、气火逆上之象，故投镇肝涤痰清心安神之方，竟收全功。或问：既是心肝痰热，何以脉不弦劲弦滑而反沉弱?此乃痰浊阻塞气道，脉气不畅而然。清代许松如《诊余脞谈》曾谓弱脉多火，不可全以为虚。从治疗效果亦可反证：此种认识切合病机。癫狂一症，多由情志郁结、气郁不舒，心肝痰火扰乱神明而成。虽属难治之病，若能审察精详，投剂得当，亦多能愈。又如余于一九七四年间治一壮岁之病人，患病五年，数萌自杀之念，均获救而幸免于死。于上海、苏州等地治疗，中西医药、针灸、电疗，终鲜克效。究其症候，除癫狂见症之外，整日注目于眼前之黑点，目光到处，无论墙壁、器物、地面、天空，凡有黑点者，必立即定睛细视。若无人干涉，可终日视而不倦。入夜惧怕灯火，见光则眼皮刺痛，目珠中似有火出，甚至灯下不能合目，合则目胞瞬动异常。余投镇肝涤痰汤，用豁痰平肝、解郁清火之药治之，神识渐清，然目视黑点及羞明畏光两症终不见好。前人谓“五脏之火，惟肝最横。”苦泄甘寒均不能应，当用灵动咸寒之品，庶可得效。遂以羚羊角粉每日一支(0．3g)，于服汤药时吞服之，经二十余日，两症渐除。
癫狂症中，除心肝痰热外，尚有其他证型，略举两例，以供参证：曾治一青年，在马鞍山工作，因失恋而致狂暴异常。其戚领护来沪，途中狂不可遏。此乃气机暴郁而然，用柴胡疏肝散合四磨饮子法，不数剂获安。至今二十余年，未见复发。
1995年又诊一青年汽车司机，因与领导不合，遂郁而成病。就诊时反复申述头痛、头胀，此外并无他疾，言语重叠噜苏，见人辄点头微笑，脉弦而不畅。是属肝经气机不舒所致，治法当先“木郁达之”，而随之以消痰清火。投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增损化裁，两阅月而证平。随后恢复驾车，至今安然。
中风偏枯治法刍议
古称风、痨、臌、膈为四大难症，而中风居其首焉。可见中风一病自古以来即难治疗，历代医家无不究心于斯症。唐宋以前，每以“内虚邪中”立论，多主外风学说，及至金元，则内风之论出而医家多宗之。其问刘河问主“心火暴盛，”李东垣倡“正气自虚”，朱丹溪持“湿痰生热”。而明・张景岳又作“非风”之说，以内虚积损立论，而明・李中梓，则将卒中分为闭、脱二证。时至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经过深入之理论研究及长期临床观察，阐明中风之病因病机为“精血耗损，水不涵木”而致“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并创用“滋液熄风，补阴潜阳”治法，开养阴柔肝、清热熄风以治本病之先河。
中风患者经治疗后病势渐衰，正气稍复，危象已解而后遗肢体不遂，舌强语蹇，筋脉拘急或弛纵不收等症者，看似渐趋向愈，实则渐成顽疾。当此之时，务宜不失时机，速投对证恰当之药，则多能缓缓康复，若仍失治、误治，则难免抱疾终生，病愈无日矣。是故医家于斯时之决策，对患者之预后，至关重要，治疗之或成或败全系于斯。
中风偏瘫之治疗法则，历代名贤各有独到之见解心得，且经千百年之实践总结，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余深契于胡念庵与叶天士两位昔贤之说。胡念庵在《医家心法》评语中曰：“其大要和其阴阳，调其气血，或有兼证，随所现而治之，或温，或清，或补，或散，以无失其宜为贵。”而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则以“益气血、清痰火、通经络”为大法。胡叶二贤之论，认识相近，议论平允，可为治疗斯症之准绳。
世传高效验方，以《医学衷中参西录》之镇肝熄风汤及《医林改错》之补阳还五汤最为著名。前者用治阴虚阳亢，气逆火升之证，于此姑置不论。
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专主气虚血瘀立说，立补阳还五汤以治偏枯。此方一出后世医家靡不乐从。殊不知偏瘫一症之病因病机常常错综复杂，固不可用一方统治偏瘫之病。仍宜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再就补阳还五汤本身而论，方中黄芪用量特重，黄芪有补气升阳之功。而内虚暗风之人，多由肝阳肝火为其主因，又常兼肝肾亏损，或有痰热内恋。若营卫空疏者，易兼外风袭人。虽中风以后，多数患者阳升火逆之势渐减，但一经引动则死灰易于复燃。所虑黄芪大剂服用，其温燥之性易伤肝肾之阴。其补气而兼升阳之能，易助肝阳亢逆之势，或致木火升腾。其气盛而不疏易使痰热阻滞。故补阳还五汤并不适用所有中风后遗症病人。此方之适应证候惟以气虚为主而稍兼血络瘀阻者。若气虚而兼痰热，宜佐消痰清热；气虚而火盛，宜参降火泄热；惟气虚而兼肝肾亏损者，不可早投滋腻血药，盖卒仆大势虽衰，而五脏六腑，经络隧道，阴阳气血及四肢百骸之功能，尚在复苏之初，其力甚微，而于气虚之人尤然。若滋腻浪投，则扼其生生之气，难免不致夭伤也。必待元气渐充，中土消导运化之力已能胜任，始可渐渐加入。若其证不以气虚为主，而是肝肾亏损，或肝阳上亢，或痰热内恋等证型者，则不在此例。余于临证问，细察病者之脉证，气虚者委实不少，而血虚，阴虚，确有所逊，是以知王清任之偏重补气立论，自有临床依据。然气虚之中偏于中气虚而兼痰滞热郁者居多，故明代孙文垣于其医案中屡用六君子汤或四君子汤加减化裁，而竞全功。基于上述认识，余自制偏枯健全汤，以治中风偏瘫中气虚而兼痰热、风邪阻络者，方中重用党参以建中气而健脾胃，脾胃健运则痰浊易化。茯苓、橘红、胆星、竹沥以化痰通络。远志、菖蒲开心气之凝而出音声。秦艽、防风祛经络之风而达四肢。钩藤专清厥阴风木，潜其阳气。红花独理血液之滞，助熄风邪。甘草调和诸药。方中诸药均有职司，惟有石斛一味，似属多余。尤在泾曰：“类中风者，风自内生，肝脏之厥气也。肝之生气暴而病速，肝气既厥，诸气从之。诸液又从之。诸气化火，诸液化痰，辐凑上焦，流涩经络，如风雨之骤至，如潮汐之骤涌不可当也。”尤氏明确指出此证生于肝气暴厥，气升火逆，聚液成痰，阻滞经络隧道之间。液既凝而为痰，其液必伤，脏腑经络自然燥涩。津液能渗灌诸窍及关节，具滑利濡润之功，气血乏津液之润滑，必碍于运行。若津液不充，欲其肢体之速愈实为不能。又津液参与人体精液及血液之化生，精血枯涸，欲其丰腴肌体并使运动自如者，亦不可思议!是以方中必加养阴生津之品。然患者元气衰颓，脾胃不健，而投以滋腻，易致药伤。惟石斛凛清虚纯洁之质，无有此弊。且胃为津液之海，胃津足则五脏六腑皆得其灌溉流益。又肾为水脏而主精，肾精充则生生之机运行不息。石斛入胃生津，入肾滋液，无有过其右者，故独选石斛入于方中。
至于秦艽、防风两味祛风之品似属不轻，真中风为外风乘虚袭入机体，固当祛风之法。而类中风为风自内生，多为肝肾阴亏，厥阳化风，治当涵育滋填，潜镇摄纳，何得亦用风药?徐灵胎曰：“凡古圣定病之名，必指其实。名曰中风则其为病属风可知。既为风病，则主病之方必以治风为本，故仲景候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及唐人大小续命汤，皆多风药而因证增减。盖以风人经络，则内风与外风相煽，以致痰火一时壅塞，惟宜先驱其风，续清痰火。而后调其气血，则经脉可以渐通。”徐氏之法为分段治疗，层次分明可师可法。而余则将祛风、消痰、清热、益气之品杂于一方，以求简易。
附：偏枯健全汤方
党参9～24g茯苓9g橘红6g胆南星4～9g炙远志6～9g石菖蒲3～6g钩藤15～30g秦艽9～15g石斛9～15g防风6～9g红花3～4．5g炙草1．5～3g鲜竹沥l～2支(冲服)记忆口诀：偏枯健全汤，苓橘南星党，菖远钩艽斛，沥草红花防。此方使用时，视患者之病状，随证加减之可也。
下附验案两则以就正于读者诸君。
例一金某，男，退休工人。夙有高血压病，于1971年11月突然中风，送至某区中心医院抢救，继发呕血，屡经救治，始脱危险。历四阅月，方得出院。后邀余诊治，诊见半身不遂，上下肢痉挛强直，稍稍活动关节，则剧痛不可忍，言语蹇涩不清，自觉头脑胀热。脉涩滞，舌淡红，苔则厚腻。显然类中风后遗症。中风之治法已如上述，丹溪主乎痰，河间主乎热，东垣主虚，而王清任则主气虚血瘀。就金某脉症而论，良由肝阳素亢，内风暗动，痰湿中阻，络道痹窒，致左右两半身之气血运行违其常度而然。当先行化痰祛风，用胆星、半夏、贝母、茯苓、竹沥、橘红、秦艽、防风、地龙、乌梢蛇等出入为方，送服大活络丸。服至1972年春，渐渐言语清朗，患侧手脚亦稍能活动，可由家人扶掖之而踯躅于室内，至初夏，则可策杖缓行，慢步于街头巷尾矣虽左手痉挛之状未易全除，而精神饮食均觉健旺。
例二
上海某手表厂干部王某，宿有高血压病史，1984年年届半百，春间于无锡出差突患脑溢血，经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脱险，后遗言语蹇涩及半身不遂。返沪后邀余诊视。患者身材不高而形躯敦实，见证右侧手足不能运动，有轻微抽掣疼痛，关节弛缓而不强直，足部内翻。面红色赤，言语不甚清晰，二便自调，胃纳正常。脉小滑，舌质淡红，舌苔薄白。据上述脉证分析，此证属肝阳挟痰上亢，乘春令木气生发之势，阳升过极而致卒中。经治后虽血止神清，危象已除，然元气暗损，经络空疏，痰瘀乘机流入，胶滞不解，致使隧道瘀塞，气血难以运行，遂成偏枯之象。治拟益气、化痰、通络法。内服方以“偏枯健全汤”为主方：
党参24g茯苓9g橘红6g胆星9g炙远志9g石菖蒲9g钩藤30g(后入)秦艽15g石斛15g红花3g鲜竹沥1支(冲入)炙草3g
上药每日服一帖，每隔七日复诊一次，以察脉证之变化，病情之进退而调整用药，同时给予针刺。取穴以通调血脉、活利关节、平衡阴阳气血为主旨。上肢所用主穴：肩髑、曲池、合谷、阳池。
下肢所用主穴：环跳、居髂、风市、阳陵泉、足三里、悬钟、丘墟、解溪。
另取廉泉，一穴二针。进针1．5～2寸深，以利其言语。
针药并进。两周后可在室内缓行，言语较清，两月后已可自理生活，上街散步；四个月后上班复工，直至退休。至今十有余年矣，一向健康安适。
关于此病调理之法，老中医夏宇仁先生，生前为余之忘年交也。曾对余曰：其友周某之母，年五十余，中风半身不遂，治之病虽愈，而患肢酸麻乏力，恒不从心。每至秋冬之交，周亲去乡间采掘全棵枸杞数十株，洗净阴干，连根茎叶花子，一起碾末蜜丸，每日以开水送服数克，如此终年不断，服年余后，肢麻乏力、关节酸软之象均失。服三、四年精神倍壮，服之十余年，已在古稀之外，却如五、六十岁之人，可谓得其功效矣。
口眼Z斜仗“圣愈”
口眼Z斜之症，属风邪中络范畴。昔贤不乏精辟论述，如石顽曰：“风淫则血液衰耗，无以荣筋，故筋脉拘急，口目为僻。”石顽又曰：“《灵枢》云：‘足阳明之筋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按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盖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阳气不得宣行故也。又《金匮》云：‘极寒伤经，极热伤络，则知经受寒而急，则络必热而缓。即《素问》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谓也。”、“至于用药，宜润燥则风自息，古法用大秦艽汤，今改用十全大补尤妥。”
石顽论Z僻之病因病机，引经据典，颇具至理。左右寒热，及寒伤经、热伤络，经受寒而急则络必热而缓等诸说，发遑古义，融会新知。用十全大补汤润燥熄风，亦别具慧眼，远胜一味祛风通络、活血化瘀之法。盖此病虽可由寒热等邪引发，而其致病之因，多由气血亏损，经络空疏，肝风痰浊乘虚袭人络中。故纯用祛风辛燥固非，一味温补亦未为善法。当以调养气血之中，结合化痰通络、清肝熄风，始为完备。余凡遇此症，每以圣愈汤加味而获效，故制为“圣愈正容汤”方。凡服此方者，愈期多在三至四周之间，愈后绝无后遗症状。
干部易某，于1973年秋间，偶觉左颊牵掣，自恃素体强健．未予介意。一周后，口眼歪向右边。始求治焉。其闻某理发师有祖传薄贴法，功效甚著，遂往求治。该师将药粉约如黄豆大许，敷左耳前听宫穴空处，以橡皮膏盖贴之。三日一换，前一、二次确见显效，继则疲沓矣。复求治于余及夏宇仁先生，余与先生共商之。察其面色青黄不泽。脉来弦细，两尺无力。知为肝肾不足，气血内亏，血虚风动，痰涎乘而凝聚，遂致经络受阻而成斯症。治拟圣愈汤加减，参入化痰、平肝、祛风通络之品。方为：
党参12g黄芪12g熟地12g白芍9g当归9g鲜竹沥30g(冲)钩藤12g(后下)橘红4．5g黑芝麻15g僵蚕4．5g
上方加减服约二十剂，膏药仍贴之，历时一月而平复如初。更以前方十倍其量，蜜水泛丸，每日服二次，每次10g，以资巩固。愈后至今病未复发。
与易某同时发病者，有某百货店之营业员，新婚翌晨即口眼Z斜，随易某同往薄贴，信彼不可服药针灸之言，坚持不服药、不针灸之戒，虽屡劝之而不肯听，遂成痼疾，至今不复能愈，惜哉!薄贴一法，用治实证确有良效，凡贴而不愈或有效而不彻底者，即应针药并进，慎毋讳疾忌医而自遗祸殃也。
附：圣愈正容汤方
生黄芪24g党参15g熟地12g当归9g炒白芍9g川芎3g防风9g秦艽9g鲜竹沥1支(冲)钩藤15g(后入)红花1．5g甘草1．5g
记忆口诀：正容汤从圣愈裁，艽防花草钩沥栽。
此方益气养血，疏风化痰。若因肝阳上亢者则宜平肝潜阳，熄风镇静。如缘其他原因致病者，仍须对证施治。即使确为本方证候，亦须据其脉证，随证加减。岳武穆论兵法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医家兵家，其理一焉。
历节风痛误药辨治
岳父业于金融。七十年代初年方半百，奉命支援外地建设。由于环境简陋，寒湿易侵，渐觉关节疼痛，游走不定。当地所用，尽祛风辛燥之剂。病益笃，来沪调治，始得好转，又急于因公返回。余特书“简述”一文，以供当地医家参考，惜全未采用，及至四肢关节肿胀强直，行动惟艰，始退休回沪，虽勉力调治，终觉良机已失，心长而力短矣。今将当日原文录下，以志其事。
岳父年逾花甲，形体瘦瘠，早岁辛苦劳碌，调养失宜。是以赢弱之质，时患肢节疼痛，劳伤内损固有之，风寒外入亦有之，因病小而忽诸。久而不治，厥疾乃甚。浸至二年前春夏之交，一身肢节尽疼，痛如虎咬，手指关节既肿且大。饮食起居，艰于自理，是为历节风痛也，西医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久经中西医迭治，汤丸并进，而又举凡针灸、导引、按摩、运动之法，靡不施行，终鲜效机。及至盛夏，病不少减，行动困惫，肌肉尽削。暑本湿热之气，常人受之，犹汗流不辍，而岳父滴汗不淌，浑身不适，难可名状。因思风邪闭于腠理，不开鬼门，病何以祛?遂投《金匮》乌头汤(乌头、麻黄、芍药、甘草、黄芪、白蜜)，汗仍不露。方中加入桂枝，助麻黄以迫汗，各用3g亦不知，渐次递加至麻黄12g、桂枝9g，始得通身津润，病势由是而顿挫。却见肌肤亢热，夜剧昼轻，脉弦而细，乃是阴伤血燥之征。频进养血祛风，虚热除而痹痛不瘥，节肿不消。旋因公返回外地，在彼所服近百剂，率皆独活防风灵仙秦艽之属，一派祛风辛燥之品。虽稍益参术，总是杯水车薪。嗣即膺胸大痛，俯仰维艰。石顽云：“上虚而痛者，心脾伤也。”得无为此说法乎?彼医以葡萄糖静脉滴注，持续旬余始趋安可。继而仍服益气祛风之剂，痹痛稍减，但心悸怔忡、足跟疼痛不可着地之病生。赢瘦少气，纳谷不馨。越数月回沪，视脉弦大挺劲，察舌胖大淡嫩，苔薄腻而略干。窃思病逾年半有奇，今已伤及先天，纵观症情脉舌，显然肝肾亏损，此张景岳论之详矣。更参孙一奎《生生子医案》治法，拟方子服：
党参12g熟地12g枸杞子30g炙龟板12g鹿角胶9g五加皮6g苍耳子6g黄柏4．5g生苡仁12g淮牛膝12g杜红花3g
以地杞龟鹿滋肾而扶本。党参益气而助之；加皮苍膝强筋骨而祛风；黄柏苡仁清消肢节之肿；红花一味通利血脉之痹。以此加减，药未兼旬，而病愈强半。复因公务紧要，返回办事，徒步跋涉数十里，足踵居然不痛。事竟返沪，照服前方，至今尽三十余剂，痹痛又减，除十指小关节晨起略有肿胀外，余处皆舒。胃纳也开，心悸亦宁。舌象虽未复常，而六脉逐现柔和。此先天之真元渐充，后天之胃气来复，是佳兆也明矣。倘能不违前方之意，不离前方之法，随症情而略加增损，则沉疴除去之日，可克期而待也。
按：岳父之病，以彼医固执己见，用药始终不离羌独灵仙，而“沉疴除去之日”终未来到。服药愈多，病势愈甚。患难症而遇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之辈，不亦悲夫!罗谦甫《卫生宝鉴》有句云：“活人之道将与相，一旦在己权非轻。”古人又云：“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是以医虽小道，而重任独肩，尤其患者危急之际，医操生杀之权，故临证之时切切不可师心自用也。余不敏，时时识此以为鉴戒，不敢放任自流。
甲亢效方当归六黄汤
甲状腺机能亢进一症，为现代西医病名，中医归入“瘿病”范畴。典型症状可见甲状腺肿大、突眼症、心律加速，有时可见心律失常，多食易饥，部分患者大便次数增多，但常挟不消化食物，易消瘦及营养不良：中医对此症之认识，为多与气郁痰结有关。疾病初起，证多属实，每见心肝火炽症状。如头痛、眩晕、心烦易怒，目涩口干、失眠多梦。后期证多属虚，而虚中挟实。以阴虚内热症状为多见，如两颊潮红，心悸盗汗、五心烦热，健忘失眠，形体消瘦，舌红苔净，脉形细数等。至其治法，心肝火炽者当清泄郁火；肝肾阴虚者宜滋肾养肝；阴虚内热者则养阴清热；痰气郁结者参以化痰散结。依据患者之病证，随证施治。余于临证之中，恒见患者肝肾精血亏虚、心肝郁热与痰气凝滞等证每多挟杂并见，且又相因为病。尚兼有脾肺气虚之象。于症状则多见疲倦乏力及自汗频频。对于此类患者，祝谌予先生用当归六黄汤加味治疗，颇为合宜。
祝谌予先生曰：“此方为我在临床治疗甲亢之首选方剂，口干、自汗、肌肉痉挛时加生牡蛎、木瓜、五味子；手颤甚用白头翁；甲状腺肿大加橘核、荔枝核、夏枯草。”余用先生此法治疗数例，均获良效，今录一例于下。
友人徐君之侄女，昔年在沪业个体服装，后赴阿根廷经营饭店，亦甚顺利。但乍到异国他乡，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于斯创业，辛苦倍尝。加之急躁郁闷，日以为常。两年后渐觉乏力、短气、汗出、心悸。彼国医院诊断“甲亢”，建议终身服药。于是返沪求治，以冀痊愈。途中病发甚重，甫下飞机舷梯，即晕厥于地。家属送至某医院，诊断与境外一致：“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住院一月，病情得以控制，后即出院。彼昔年在沪时，常患肠胃不和，每每由余调治。故出院伊始，即向余问药。时在1993年12月27日也。
当时所见主症为乏力特甚，汗出极多。稍稍行动则疲惫不支，而汗冒如珠。兼见胸闷、烦躁、口干、头痛、纳食不振、夜寐欠安、前额胀疼、两目不适、面目虚浮、持物手颤、眩晕泛恶、两耳蝉鸣，情绪稍有波动即心慌心跳。诊脉左小，右小滑，舌淡红，苔薄黄。据此脉证，是气血两亏于内，心肝痰火郁伏于中。治法宗祝谌予先生，用当归六黄汤化裁，以益气养血，软坚消痰清火为法，即书一方：
生黄芪24g当归9g炒白芍9g黄柏9g黄连3g黄芩9g生熟地各15g生牡蛎30g枸杞子9g党参9g麦门冬9g瓜蒌仁9g五味子3g海藻9g昆布9g
以上方为基础，用药随证加减。曾用之药有：白头翁、枣仁、夜交藤、石决明、甘菊花、白蒺藜、桑叶、茯苓、远志、牛膝、火麻仁、生晒参、淮山药等。至来年三月中旬，服药七十帖，病体渐愈，症状相继消失，化验基本正常。未久返回阿根廷，二年后曾来电相告：健康一如畴昔。
小柴胡汤愈肺痨
风痨臌膈素称四大难症，其中肺痨由瘵虫传染而成，于人类健康危害尤烈，因而历代医家无不潜心钻研，究其治法，虽各有所得，而终乏出类拔萃之方。考前贤之治疗方药中，《医学心悟》之“月华丸”滋柔清润、补虚抗痨，为治肺痨之良方。其方养阴、清肝、化瘀、杀虫，用意周匝，药简而精，颇切实用。然全方偏重养阴，治病之力尚嫌不足。至若瘵虫始嚣，邪气方张、咳嗽剧作、失血频频，骨蒸如潮、盗汗淋漓、遗精无度、气促嘘吸之时，斯方犹觉鞭长莫及，尚难左右逢原。
近贤唐容川别出心裁，倡议以小柴胡汤治肺痨咳嗽。盖虚痨之病见症虽多，而咳嗽为其最为突出之主症。故治虚痨咳嗽之方，亦多能治虚痨本病。唐容川于《血证论》中曰：“夫虚痨咳嗽，原于火克金、水乘肺，而切究其故，则病皆在于胃。胃为水谷之海，化生津血。血不足则火旺；津不生则肺燥；水气不化，则饮邪上干。”又曰：“兹有一方可以统治肺胃者，则莫如小柴胡汤。”“盖小柴胡能通水津、散郁火、升清降浊、左宜右有，加减合法，则曲尽其妙。”
或曰：小柴胡汤乃治伤寒邪在少阳之主方，何以能治肺痨?对此唐氏有其极为精辟之见解，其于小柴胡汤下释曰：“人身之表，腠理实营卫之枢机；人身之里，三焦实脏腑之总管。惟少阳内主三焦，外主腠理。论少阳之体，则为相火之气，根于胆腑。论少阳之用，则为清阳之气，寄在胃中。方以参、枣、甘草以培养其胃，则用黄芩、半夏降其浊火；柴胡、生姜升其清阳。是以其气和畅；则腠理、三焦罔不调治。”此即小柴胡汤能治人身内、外、妇、儿等各科许多疾病之机理，而肺痨之病岂能越此?其实肺痨之成，多由情志郁勃，肝郁既久，内热必盛，肝热肺火相因为病。热炽津伤，痰浊内生。病久之体，不仅易损津液，且能伤及脾肺气分。此方以参、草、姜、枣益气扶中、和胃致津。半夏、黄芩清热、消痰而降浊。柴胡合黄芩疏肝而散肺肝郁热。诸药之组合，深契肺痨之病机，故用治肺痨，别具手眼，独树一帜。
唐氏之论，发聋振聩，犹如严冬将过，春雷萌动。实为肺痨之治法，继程氏之后又开新宇。余据唐氏之论，以小柴胡汤治肺痨，但须辨证明确，化裁得宜，每获良效。今举二例为证。
例一肺结核
某局金科长，六十三岁，男性。于1996年2月7日来诊。自诉疲乏无力，精神委靡、咳嗽无痰、有时吐红、呼吸不畅，盗汗频作，时发寒热、腰脊酸软已经数月。初起未予介意，自服解热、止咳、消炎等药，病情时轻时重，缠绵未已。经由铁道大学附属甘泉医院胸片检查，片示“右上肺斑片状影多处”诊断为“肺结核，部分为陈旧性，”并伴肺气肿。余诊其脉，左手小弦，右手浮大。舌体瘦小，略偏暗红，苔薄白。据其四诊，诊断为“肺肾阴亏。”治拟滋阴润肺，敛火清金，拟用百合固金汤加减：
太子参12g百合9g生熟地各9g川贝母6g桔梗3g甘草3g麦门冬9g桑叶15g炒白芍9g炙百部9g五味子1g红枣30g
上方服用十七剂，自觉精神好转，盗汗不作，而余症如初。且午后三时许(即中医所谓“日晡”之时)必发低烧，两颊蒸热，夜间则干咳剧烈。偶有痰浊，多带血丝。视脉左弦，右弦细而软，舌苔如前。证属阴亏火炽、气虚痨热。经再三推敲，改拟小柴胡汤加味，方为：
党参24g柴胡3g甘草9g姜半夏4．5g黄芩9g杏仁9g炒白芍20g天门冬9g百部9g生姜一片大枣5枚
此方一药见效，共加减服用近百剂而诸症渐解。治疗期间因于胸痛咳甚时，曾加川贝母、丹参、桃仁、平地木；脾肺气虚明显时，酌加黄芪、苡仁；眩晕则加龙牡。其余诸药则随其脉症而变动不居。
此外，服小柴胡汤加减方五十剂后，适当辅以狼毒蛋内服，以加强杀虫之力。
至6月7日，自觉症状皆已消失，请在老年医院担任领导之亲戚为之复查，告以病灶消失。为巩固疗效，增强体质，又以首次之方随证加减，服五十余剂，滋养肺脾肾，固本扶正。药后精神益佳，神采奕奕，不耐静养而外出发挥余热矣。
诊后小记：此方疗效之佳，事实已经证明，而佳效的获得，固仗小柴胡汤之大力。然益入数品，亦非等闲之辈，皆为祛邪抗痨之猛将。天冬合百部，润肺燥、杀痨虫、止咳逆独具专长。《津门医粹》阐述古今人医师治肺痨经验云：“常用药为天冬、百部二味，谓《千金方》记载百部一味能治三十年久咳，且能杀虫。根据本草记载天冬亦能杀三虫去伏尸。”故其自制之肺活素亦以此二味为之主药。此外，就余经验所得，天门冬养阴退蒸及和络脉、止胸痛功效可靠而非虚语。芍药、甘草重用之可平肝解痉而治肺痨之顽固咳嗽，且能有效消除胸痛。惟白芍善泻木于土中，其性酸敛，因而不无克伐消削之嫌而虑其抑制中阳，凡痨病经久、中土受戕者用之宜慎。
狼毒蛋治肺痨方，余首先于70年代之《新中医》杂志报道，作者位于东北，故一次制作一月量(红壳蛋二十余枚)。上海地处长江流域，气温较高，因而稍稍变通其方法。上例治于春日，每次以狼毒10g加水适量，烧煮一小时后加入洗净之红壳鸡蛋8枚，煮之蛋熟即离火，让蛋浸没于狼毒液中，过两小时后取蛋食第一枚，随即存入冰箱保藏，以后每日取食一枚，食时可用微波炉加热，或放碗中隔水蒸热。如在夏季天气炎热，宜于每日制作，当日服食。其法每日以狼毒3g，放于底窄之小锅内，加水煮就后浸泡4小时食用，每日一枚。余曾以此法治一刘姓女子，系食堂炊事员，年近40岁。因乏力、低热骨蒸，至区结防所检查，诊断为右上肺浸润型结核，嘱其须耐心服药数年，以观后效。余授以狼毒蛋方，服法如上。服用数日后低热骨蒸即消失，由是信心坚定，每日坚持服一枚，经治四个月，摄片复查则结核病灶全部钙化。愈后至今已十余年，向来康健无病，肺痨亦未复发，
又：狼毒为有毒之品，余曾以一片煮水饮服，旋即咽喉疼痛，咽后壁滤泡丛生，经多日始消。医书有以狼毒加水烧煮，上置蒸笼，内放红枣，蒸二小时后取枣晒干食用，每日10～15枚，其法似较每日煮蛋为简便。余曾试作而亲尝之，然食后即见明显泛恶及眩晕，虽经数小时可自行解除，但总是药物毒性反应，难免有损于患者之病体。而狼毒蛋则绝无不良反应，余亦曾尝试多次，蛋壳煮破者食之亦无妨。且曾饮服少量与蛋同煮之狼毒液汁，亦未见任何副反应。是否蛋白质对狼毒具有解毒功能，有待研究。鸡蛋以红壳者为优，红壳蛋壳厚而致密，滤毒功能当较白壳者更佳也。
例二结核性胸膜炎
孙某，女，于43岁孟冬，渐见疲乏无力，右胸上部疼痛，进行性加重，下午潮热，两颧骨蒸，铁道大学附属甘泉医院摄片，诊断为“右侧中量胸腔积液”及“右上肺结核”。由区中心医院予以雷米封及利福平内服，三月后仍无明显好转。患者素信中医中药，因而同时要求服用中药。余诊其脉左弦，右小而不耐寻按，右寸细弱。舌质淡，苔薄白。症如上述。据此脉症，显属脾肺气虚、肝胆热蕴。木火刑金则咳，灼络则痛，入于阴分，内蒸骨髓则潮热。治法当清疏少阳之热，益气和中以培土生金，兼以杀虫抗痨、化痰止咳。同时开降肺气，以利水道。拟方以小柴胡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味：
黄芪30g太子参20g柴胡20g炙草3g姜半夏9g象贝母20g半枝莲30g百部9g葶苈子9g鱼腥草20g莱菔子9g红枣20g黄芩9g
以上方为基础增损出入，先后服药五十五帖，经原医院复查病灶消失，胸膜炎症吸收。其间曾用之药为：天冬、夏枯草、枳壳、白芍、丹参、地骨皮、橘络、猫爪草、南北沙参、鳖甲等品。当患者病愈过半后，兼服狼毒蛋，服法同于例一。
患者病愈后复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肺科专家复审区医院历次所摄胸片，确系逐渐进步，未见病情反复，同意临床治愈。但右上肺肺尖部有一阴影，为慎重计，于一院又摄前突位片，片示：“两肺无活动性病变，心肺及横膈正常。”
按：以上两例，例一为肺结核病，治疗全过程纯用中药，患者仅配合服用少量保健营养品，未用任何西药治疗剂。例二则不然，服用中药同时兼服西药雷米封、利福平。但疗程较短，治疗较彻底，当是中西医药双重效果。初诊时医院要求患者住院治疗，为患者所拒绝。从诊断到治愈共五个月，服用中药在最后两个月内。且患者自始至终参加工作未经病休。从以上两例可见以小柴胡汤为主方治疗结核病，如能药证相应、投剂得当，必收彰著之效。
例二方以小柴胡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在全方有效控制结核性炎症基础上，取苈枣泻肺利水之功，以消残余胸水，药后收到预期效果。虽葶苈用量不重，而治疗之关键在于抑制与控制结核，不在逐水，且方中黄芪补气而利水，半枝莲、鱼腥草均具清热利水之功，诸药合投自有协同作用。且肺为娇脏，如葶苈用量过甚，亦易损伤肺中津气而影响病体康复。
虚劳咳嗽拯阴蠲
某局办公室曹主任内人黄氏，年方四旬而体弱多病。于1963年曾患右侧胸膜炎，历时数月方痊。继病肠结核，至今前疾未愈，后病又起。1970年初得十二指肠球溃，穿孔出血，经手术治疗始安，至1971年开春后，咳嗽不止，服药打针两月未已。左胸时痛，四肢懈怠，面黄肌瘦，纳食呆钝，卧病床褥，双眸无神。于4月5日迓余出诊，所见俱如上述。脉细软如丝，舌质淡白无华。显然久病虚赢，劳嗽之候也。法当培元以固本，佐止咳以治标。仿李士材拯阴理劳汤意，为疏一方：
党参9g麦冬6g五味子3g黄芪6g当归9g炙草3g炙紫菀9g炙百部9g阿胶3g(烊冲)冬虫夏草4．5g陈皮4．5g
服_三帖后，精神大振，胃纳渐开，已能起床行动。咳亦稀，痰已爽，遂以此方加减。症则或见右胁痞胀不适，或见掌心烦热，或见大便反硬，或见咳嗽昼稀夜甚。药则仍宗前方，而以川楝子、贝母、百合、白薇、蒌仁、菊化、杞子等增损出入，先后仅四诊，服药十六帖，诸恙竟解。一年后相遇，则形盛颊丰，大异畴昔。现已退休多年，前症终未复发也。
盖虚劳一证，乃诸虚劳损之简称。良由脏腑阴阳气血之亏损，机体真元虚弱而致。如高鼓峰《医家心法》曰：“阴虚、阳虚者，此虚为劳，即今所谓怯弱证也。”李士材《医宗必读》曰：“夫人之虚，不属于气，即属于血，五脏六腑岂能外焉。”据此，则虚劳之病无非是人身五脏六腑中气、血、阴、阳不足之病证。
昔贤视此症为人身之大患，历代医籍论述甚多。总而言之，此症之轻浅者不过阴阳气血之小有亏损，或失于平衡，补之调之即复本元。而此症之深重者，如五劳、七伤、六极之类其病已甚，治之非易。上述黄氏一案，乃属普通型虚劳咳嗽病例，而其治法，虽总不离乎“虚则补之”之大法，而选方用药，亦宜细加抉择。患者人到中年而素体怯弱，消化道溃疡出血，肢软肌瘦，纳呆乏力，加之脉象细软如丝，舌质淡白无华，是脾虚气血亏损之见象。而胸痛咳嗽．曾有胸膜炎病史，是火烁金伤之象。患者肺脏受损于先，继则脾土衰颓土不生金，子失母养于后，则肺气益虚。此时肺中纵有余热．亦不过虚浮游弋之火，必用“土厚则火敛”之法，切忌苦寒直折之品。综观全案，乃脾气虚弱为本。肺虚咳嗽为标。治法当补益脾肺，金土相生，佐以润肺止咳。务使补而不壅，润而不腻，温而不燥，清而不伐。至于选方，《十药神书》之方多用于复杂深重病证，《理虚元鉴》虽议论精辟入微，并强调肺、脾、肾三脏为治虚劳之关键，而阳虚统于脾，阴虚统于肺，则脾肺两脏尤为关键之关键，然所列方药实难采用。不如《医家心法》寥寥数语，却直截了当；“治弱之法，只一归脾汤去木香，加麦冬、五味、白芍、吞六味丸，此外别无治法。”但高氏此方，为心脾两伤兼肾阴不足者设，而今黄氏之证乃病在肺脾，仍属不治。再观《医宗必读》之“拯阴理痨汤”，此方“治阴虚火动，皮寒骨热，食少痰多，咳嗽短气，倦怠焦烦。”用药以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之生脉饮为基础，加入莲子、苡仁、大枣、甘草、丹皮、生地、当归、白芍、橘红，肝脾两调，气血双补，而与黄氏之证，依然隔膜。但健脾养阴制方用意可取。故仿其意而制为一方，治在脾肺，用参芪陈草培脾土以生金，合入当归补血汤以滋化源。麦冬、五味、虫草、阿胶，补肺润燥而收其耗散，兼以紫菀、百部润肺下气以止咳逆。自以为此方用意尚称周匝，选药可云恰当。不治其火而虚火自敛，不补其血而营血自生。故仅调金土两脏而诸病自已也。古人云治病必求其本者，此之谓欤!
五味子治咳宜忌谈
五味子治咳喘，由来久矣。远自仲景，近迄天士，历代大家鲜有不用之者。然五味子虽为咳喘妙药，并非适用于所有病人。宜者用之，效可立见；不宜者服之，害亦非浅。故于宜与不宜之间，须究心焉。清・叶天士为一代宗师，每因虚劳喘咳方中用五味子，屡遭徐灵胎之评责。可见五味子虽为治病良药，若要投遣得当，亦非易事。
五味子秉酸收之性，有敛肺保肾之功。因其酸敛，则有凝痰、滞邪、聚火之弊。是故五味子所治之咳，乃肺肾不足、元气耗散之咳，取其固守金水则喘咳自止。若夫外因客邪、内缘停痰火热之类所致之喘哮咳嗽，则五味子避之犹恐不及，是为大忌者也。如若虚实相兼之证，必用五味子时，可与泻实之药同用，相辅而成功。仲景用五味子，每与干姜为伍者，职是之故也。如小青龙汤为风寒束表、饮停于中之喘咳；射干麻黄汤之治痰饮喘咳等皆是。关于五味子之适用宜忌，徐灵胎于《临证指南》之批语中言之甚详：“此老(指叶天士)于补剂中用五味子极多，以其能收摄元气归于下焦；或收敛肺气不使上逆。皆历代医书相传之法，其实皆谬也。五味子专于收敛，倘有一毫风寒痰火内外之邪，用之则永远不出而成痼疾。故仲景治虚方宁用牡蛎、龙骨，从无五味者。其咳证之用五味，必与干姜同用，从无独用者，历考自知，乃千余年竟无知者，而杀人无数矣。”东垣亦曰：五味子“治咳以之为君，但有外邪者，不可聚用，恐闭其邪气，必先发散尔后用之乃良。有痰者，以半夏为伍；喘者阿胶为伍，但分量少不同耳。”两位先贤之论，言简意赅，于五味子疗咳之宜忌，已得其要领矣。
余临证间，亦恒用五味子以治慢性咳嗽，于肺金气阴伤损之“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辄加用于辨证处方中，收效之良，非他药可比拟。余于十四、五年前治一女同事，自幼得气管炎，经年咳嗽不已。春夏咳稀，秋冬咳甚，三十余年历治不愈。余详察四诊，知其内外无邪，纯属虚证，适与中药西制之五昧子糖浆，服一瓶后咳嗽大减，连进五大瓶(每瓶500ml)，三十余年之痼疾，竞得根治。
又曾治一八旬老妪，子孙孝顺，经济宽裕。橘子苹果，日啖不辍。人参蜂皇浆之类温补之品，相继迭进。渐至口干、内热、咳嗽频仍，数月不瘳。余诊其脉，弦而有力，略带涩意，舌红而干，中心剥苔。显属肺肾燥热，津伤咳嗽，治当益胃生津，润肺止咳。虑高年胃气多弱，兼顾健运中焦，投以叶氏养胃汤加川贝粉。首次服药后即觉舒泰异常，为数月来所未有，三、四帖后咳减过半。复诊时舌红已退，于原方中加五味子3g，服后咳又骤增，口干心烦。因速泻去五昧，仍服原方，则日愈一日，连服二周，诸证悉愈。此例属内热伤津而不宜用五味子收敛者。由此可知五味子治咳喘有宜与不宜之别，临证时当有所斟酌，不可一概施用。夫药本无过，全在医家之驾驭得法与否耳。
“百合”妙蠲“老慢支”
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为现代西医病名，中医归入内伤咳嗽门内。此病为老年患者之多发病、常见病，严重影响老人健康。而且看似症状简单，单纯型者仅见咳嗽、多痰，但治之却非容易。往往化痰止咳，养阴润肺、肃肺降逆、收敛肺气等法，常在似效不效之间，均难达临床治愈效果。或作饮邪论治，用消痰逐饮之方，甚至投以劫药，收效依然甚微。此非治法之不善，方药之不灵，宜将病机仔细分析，然后对证施治，法应证用，始能合辙。
此病主症为咳嗽、咳痰，以晨起为著，痰呈白色泡沫状，粘稠不易咯出，偶有痰中带血。兼症可见咽燥口干、午后潮热，或见手足心热，或失眠盗汗，形体消瘦，神疲乏力。而舌苔、脉象常无明显异常。本病好发于秋冬季节，又为发病学之一大特点。
咳嗽一症虽属肺病，而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而形成此病之病原究在何处?《类证治裁》曰：“五脏六腑虽皆令人咳，然终不离乎肺、牌、肾也。盖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而肾与肺实为母子之脏。因痰致咳者，痰为重，主治在脾。因咳动痰者，咳为重，主治在肺。无痰干咳者，阴虚为重，主治在肾。”老慢支痰量不多，且粘稠不易咯出，当是因咳动痰，其病宜治在肺。再勘其痰，医书谓白色泡沫之痰出于肺，稠厚湿浊之痰出于脾，色灰黑而质重沉水之痰出于肾。则本病之痰为肺金自生之痰。至于痰之性质当属肺津亏损之燥痰。其痰量少粘稠，兼见咽燥口于，潮热盗汗等症，已可概见。且《类证治裁》曰：“秋季咳，燥气乘金也，治宜清润。”但病患者年事已老，正气渐虚，加之久咳必损肺气，病者又多见神疲乏力，故治法必兼益气，始无偏弊。虽云气阴两虚为此病之本，而粘痰难出又为此病之标。生津润燥固可杜其生痰之源，而已生之痰仍当使之消除。故治法当益气养阴、消痰止咳。因一时难得合适成方，孟城不揣浅陋，自拟一方，颜日“百合畅肺饮”，用治单纯型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适应者颇众，余屡用有效，故敢公诸同好。
百合畅肺饮方：
太子参9g百合15g麦门冬9g五味子6g玉竹9g杏仁9g苏子9g枇杷叶9g(包)炙甘草3g
记忆口诀：百合畅肺草参萎，麦冬杏苏枇杷味。
本病肺阴亏损、津伤燥咳，故以养阴生津、润肺化痰之百合为君，一药而标本兼治。玉竹、麦冬助生阴液，以滋化源；杏、苏、枇杷，降气消痰，以止咳逆；太子参益其肺气，炙甘草调和诸药。用五味子者，因痰逆日久，肺气易致耗散，宜乎稍佐酸敛之品。且本病以傍晚及清晨发作较剧，《类证治裁》云：“清晨咳为气动宿痰”，“黄昏咳为火浮于肺，当敛而降之，五味子、五倍子之属”，故于方中参入五味。统观全方，具益气养阴、润肺生津、消痰降逆、收敛止咳之功，深合于多数老慢支患者之证候及病机，倘能辨证确切，宜其投剂有应。
又方中太子参一味，改动宜慎，党参嫌其性燥，恐伤肺中津液而增病势，洋参沙参，虑其阴凝太过，恐全方乏气运擀旋之能而难行药力，要在详辨脉证而灵机变通也。
以上所述为“老慢支”中主要证型及其治法，其余各证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恕不赘述。
培土生金愈久嗽
咳嗽为肺系疾患之主要证候，《黄帝内经・素问》“咳论”对此早有专篇论述。现代中医将咳嗽划分外感、内伤两大类，颇合临床实用，但此分类在明代张景岳之《景岳全书・咳嗽》篇已有记载：“咳嗽之要，止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日外感，一日内伤，而尽之矣。”
关于外感咳嗽，本文暂置不论。而于内伤咳嗽《素问・咳嗽》早有明文，如“咳论”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强调脏腑功能失调，影响及肺均能导致咳嗽。“咳论”且详述五脏咳与六腑咳各自证候，为治咳提供临床依据。虽后世医家治疗咳嗽已不甚采用五脏咳、六腑咳之证候分型，然总不越脏腑功能失调影响及肺而致咳嗽之病理因素。然虽五脏六腑皆能导致咳嗽，而其中与脾胃中土关系最切。故《素问・咳论》又曰：“此皆聚于胃，关于肺。”
据于临床，内伤咳嗽证候甚多，除肺脏自病外，与肝胆、肾脏、脾胃均有密切关系，而其中久咳不愈者常多源自脾胃。
肺为华盖而属金，脾胃为中土而化生万物。按五行相生规律则土能生金。脾胃中土虚衰，土不生金而致肺虚咳嗽，为临床所常见。脾胃虽同属于土．而脾为阴土，胃为阳土，脾主生化气血，输布精微，故其病每多气虚，虽有脾阴损伤一途，而终不及气虚为多，故脾虚致咳者，治以益气健脾、培土生金为大法。胃主通降，又为津液之海，故其病每以津液不足为多。胃虚致咳者，治以养胃生津，培土生金而止咳。
脾肺气虚、土不生金而致咳嗽者，证见咳嗽经久不愈，咳声低微。病情较甚者，可见食减便溏，短气乏力。气虚及阳者，兼见畏寒跗冷，色白肌柔。脉见细软，或右手脉大无力，舌淡苔薄。方用四君子汤、异功散，或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随证选用，有痰者六君子汤。食少便溏者，参苓白术散，兼见阳虚者，适当佐以温润扶阳之品
肺胃阴虚而致肺燥咳嗽者，匝见咳嗽经久不愈，干咳少痰或无痰，咳嗽夜甚于昼，夜间蒸热，食少萎黄，渴饮咽干，大便燥而不爽，脉细小或细小带涩，或右脉虚数，舌红而干，苔薄白。，治拟叶氏养胃汤，沙参麦冬汤或沙参玉竹方(南沙参、玉竹、石斛、桑叶、梨肉、茯神。为叶天士医案方。)
现于治验病例中，选取脾胃气虚咳嗽及肺胃津伤咳嗽各一例，以示一斑。
例一职员朱某，年近四旬。自诉频年以来，干咳不已，纳食不振，胃脘胀满，嗳气时作，泛恶频仍。西医诊断为肺气肿。中西医药杂治年余，依然如故，渐觉形神衰疲，食道有梗阻之感，胸次闷瞀，呼吸不畅。于1971年秋前来就诊。余视其脉软而无力，舌质淡而苔略厚。洋参四诊。证属中气虚衰，土不生金，肺气／卜足才生咳嗽。至于恶心泛漾，缘土虚则湿痰留滞胃脘，痰浊内扰则泛恶作矣。观前所服方，尽是开肺止咳之品，不惟无益，反且有害。为今之计，当宗《内经》“治病必求其本”之旨，以培土生金为法。遂拟一方，以六君合生脉加川贝粉：
党参9g白术9g茯苓9g甘草3g陈皮4．5g半夏6g麦冬6g五昧子4．5g川贝粉3g(吞)
以此为主方，加减予服二十余剂，竟得咳止纳馨，胸次畅然，神亦不惫。停药数月后再经医院复查，证实肺气肿业已消失。
例二友人徐君之子，年甫五龄，咳嗽已二年未愈。屡求名医援手，而屡治乏效。首由一医为诊，予服麻杏石甘汤加减方数十剂，服则咳止，停药则复咳如前。继求他医为治，主脾肾气虚大剂培土益气，三十余剂咳未少止。再请某儿科著名前辈诊治，用补肺阿胶散改汤加减，幸服数剂咳即止。半月后复咳如前，缘求治不易，自行原方以进，咳声时断时续。因循至1977年春节后，始就商于余。自患病起已二年矣。余诊得脉缓而涩，苔薄且净。闻咳则喉中痰鸣，咳甚时呕出白痰甚多，每次约可半饭碗余。此病初看似属痰饮为患，然脉呈虚象而非实证。盖脉缓无力为中土虚衰，涩而应指不足为津液亏损之的据。且余诊时正服某祖传儿医之方，尽是麻杏苏夏，且每方必用控涎丹9g包煎。已服二十余剂，咳不见减，痰不见少，显非痰饮为病。倘正属痰饮，如此用药痰咳必受其挫。余揣摩证情，推测此证初起时，原由外感伤肺、劫夺津液，加之杂药乱投，肺胃津液更伤，遂成金燥热郁之象。消克之药屡投，脾胃复伤，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以上灌于肺，反使水液凝滞，遇内火煎熬而为痰浊。中土一亏，则金失所养，故痰嗽愈甚。是水液不足，输布失常，而非水液过剩；是燥证而非痰饮。于病机之认识相反若此，倘辨证不明，失之毫厘，投剂用药则差之千里矣。何求愈病之云哉!患者之治，余意当养胃阴、润肺金、健脾土为法，佐以止咳消痰。为疏一方：
南沙参12g川石斛12g麦门冬9g炙紫菀9g炙冬花9g焦白术6g茯苓9g炙甘草3g甜杏仁9g炙兜铃9g
服二帖，咳嗽大减，再服四帖，诸症渐除。惟偶有咳嗽一、二声，即自行停药勿服。二旬后不慎风寒，又见发热咳嗽，前症复作，予疏表化痰药，表解热退，痰嗽依旧。又予前方三剂，痰嗽俱平，由是康复。
平衡五脏治久咳
《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肺为橐a，司人呼吸。秉质清虚，不容纤物。因而无论内外之邪，皆能影响肺脏正常功能而致咳嗽。凡外邪袭人所致之咳，先宜速散其邪，治之尚易。而内伤久咳，往往诸药鲜效，殊费医家踌躇。盖人身五脏六腑，阴阳气血，宜处动态平衡之中。一旦失却平衡，或因木过旺而乘肺侮金；或因土太弱而生化不足；或因火盛烁金；或因水寒射肺。诸如此类，皆能导致肺病咳嗽，缠绵不已。当于对证之治咳方中，求其五脏六腑、阴阳气血之平，则内气调而咳嗽愈矣。略举数例于下：
例一女干部徐某，于豆蔻之年得气管炎，入冬辄咳呛不已。中年自部队转到地方，始有机会邀余为治，每数服必效，咳止后可保一冬不发。至1972年春节前一周，咳嗽又作。服药三帖已效，谓春节务须走亲访友，要求迅速止咳。余细勘其脉，左尺独细而沉，遂于原方中加熟地12g，三服咳即止。不惟春节未发，开春后亦未复作。1973年夏，为根治计，在某医院行冬病夏治之法。入冬咳嗽更甚，断其肺中有热，药须多吃方效。患者闻言不悦，遂不畏跋涉，去草药店求一“名医”诊治。余视其方，为肃肺降气化痰止咳之药，兼以较多清热解毒之品。所虑清热太过，难免遗殃。先后数诊竟服四十余剂。咳虽得愈，而脘胀纳呆、胃中发凉之证生矣。余谓君病原由冬病夏治，以热药敷贴肺俞，致肺中伏热而作咳。此非冬病夏治之过，乃医家不善择治之所致也。清肺固是，过剂则败胃伤中矣。予香砂六君汤，数帖寻愈。
例二同事谢某之女，二十余岁。十年前患顿咳，每晨起必咳数十声。数年后发作渐频，至诊时则一日四、五发，深以为苦。服药不少，效亦乌有。余察其脉左大略弦，右寸独强。舌无异常。是肺肝蕴热。为疏一方：
生黄芪15g桑白皮12g地骨皮12g杏仁9g川贝母9g甘草1．5g黛蛤散9g(包)枇杷叶9g(包)黄芩9g
三帖咳止大半，十帖全解。
例三一日偶过友人家，见其未婚妻咳嗽声频，于是细诘病情。谓咳嗽已经年余，在某名老中医处诊治一年，服药几无虚日，然咳嗽终未少减。视其方尽是养阴润肺，化痰止咳之品。察其舌则苔白腻。显是阴药过度，反致痰湿留中。所幸年富胃强，纳谷虽减而中焦未败。余细诊其脉，右寸独见浮涩，他脉尚平。疑其始由外感而治不如法，遂致迁延不已。今外感之脉尚在，是邪未解散，而病仍在肺卫，并未深入于里。患者病发之时，必先喉痒，痒甚则咳作，是邪欲透发之征。用药当助其宣散始为合辙。前治过用滋腻寒凉，致苔白脉涩，正宜借用王孟英杏蔻橘桔之剂，以开其肺而达其邪。方用：
苦桔梗9g陈皮6g蔻仁3g光杏仁9g荆芥9g甘草3g淡豆豉9g象贝母6g生谷芽12g
先后二诊，方未改动，服药七帖，药到病蠲。倘若阴凝之药再投，必入损症之门而痊愈无望矣。罗谦甫曰：“活人之道将与相，一旦在已权非轻。”为人司命者，可不慎欤!
以上三例中：
例一
素属肾阴亏损，其左尺脉常见细弱，甚至不应。故于止咳治标方中加熟地以滋肾水，使金水相生，则五脏气平，而肺气自复，咳嗽自止也。
例二为肝火犯肺、肺肝热炽。久之必损肺气。若清肺泄肝、降逆止咳，不益肺气效必不捷，是以重加黄芪，使金旺气充则制木有权，元气来复则阴火退位，五脏无偏颇，邪火自消而咳自止也。
例三乃外邪袭肺，误服滋腻凉润，填塞肺窍而致闭门留寇，邪达无路。不开其肺则金气壅而不平，是故治以开肺达邪，外邪散则肺金安和，五脏自调而咳止矣。
饮邪咳喘青龙祛
例一饮邪咳嗽
老年木工朱某，工作认真踏实，平昔作务辛劳，加之年高体弱，渐觉疲惫乏力。然仍一心为公，不暇休息。1974年4月初，天气乍暖还寒，不慎感受寒邪，啬啬恶寒，微微发热，并见咳嗽吐痰。投疏表宣肺止咳化痰之方，表解而咳嗽不已。连更数方依然全无效验，且疲惫益甚。停药十余日后，又来复诊，病未好转。改与止嗽散数帖仍不效，反觉全身蒸蒸发热，而以口腔表测之则体温正常，胸透亦无异常发现。于是余反复推敲，询知患者自感寒以后，心下时感塞闷不畅，经剧咳吐去痰液，心下塞闷之感可暂减轻，余始悟此乃饮邪为患，直书小青龙汤：
炙麻黄3g桂枝3g干姜1．2g细辛1．8g白芍6g炙甘草4．5g半夏9g五味子3g
服三帖，咳嗽大减，体蒸已除，精神稍加，复与三帖，咳嗽全止，心下塞闷亦解，而仍有乏力之感，更方与补中益气汤调理善后。
例二饮邪喘促
患者亦朱姓，亦为木工，年届占稀。素有气喘、心悸之病，入冬发作尤甚。平昔多痰、胸痛，并有心速病史，心率常在100次／分，早搏2～3次／分。听诊两肺可闻及明显哮鸣音。舒喘灵气雾剂，美喘清及强力安喘通之类西药常备不缺，服用数年病势依旧，至1995年12月13日始来就诊服用中药。当时咳喘甚剧。致使言语断续，几致不能陈述病情。吐白色痰液甚多，色带微黄。脉左细右小，舌质淡紫，苔白厚而干。诊为饮邪咳喘，治当蠲饮止咳平喘，拟小青龙汤法。
炙麻黄4．5g桂枝9g细辛1．5g炒白芍9g甘草3g姜半夏9g五味子6g杏桃仁各9g地龙12g生姜三片
服三帖咳喘大减，服至八帖，气喘基本控制。但因天气暴寒喘急略加，原方麻黄用9g，生姜改为干姜4．5g，并加款冬、紫菀、当归各9g，以此为基本方进退加减，服二十余剂咳喘得解。至1996年冬未见复发。
按：小青龙汤为仲景用治表寒里饮以致咳喘之主方。今时用治哮喘者甚多，而用治咳嗽者较少，其实《伤寒论》原文小青龙汤指征有“发热而咳”一条，而治喘仅属“或有”之证。柯韵伯亦谓小青龙汤加杏仁治咳嗽甚效。《伤寒论译释》云：“其证状则以咳嗽为主，喘与发热，或有或无，不过使用本方还须掌握以下两点：
1．本方之适应证多兼表寒，脉多弦紧兼浮。
2．表邪与水饮均偏于寒，故一般无口渴，舌苔多白滑。而上述病例，一例外感寒邪兼里饮而致咳，一例为外寒引动伏饮而喘急痰鸣，均用小青龙汤使表解里和而咳喘自宁。由此二例亦可佐证仲景方用之得当，其见效之速，正有不可思议者。
二十年痰喘两月解
刘某年届七秩，系制面厂退休工人。患者一生辛苦劳碌，已种哮喘病根。早岁衣食艰难，不得已蹬三轮车度日，无论烈日严寒，奔波于风风雨雨之中，倍感风寒暑湿等六淫之气，留着不去，渐患咳嗽顽疾，时作时止。解放后屡经劳保医院治疗，渐次平复。及至中年，又见气急喘促，多痰作嗽。初则发止不常，继则发多而止少，冬甚于夏。迭经中西医药治疗，仅能控制发作，终未根治。晚年病发愈剧，不论春夏秋冬，未有宁时。发则喘促痰鸣，倚息而不得卧，必待浓痰嗽出，始感胸臆略松，呼吸稍畅，然痰韧而粘，吐亦不易。恒常夜不成寐，坐以达旦，病苦之状，一言难謦。至1994年2月18日始来就诊。
患者病正发作，症状一如上述。六脉滑而有力，右手略小于左手，舌质暗红而苔薄腻。析脉论证，是风寒久伏肺俞，未经彻底解散，日久逐渐化热，肺热不得及时清泄，煎熬津液凝为痰涎，阻塞气管，妨碍呼吸出入之路，诸证遂作。治法拟清肺降逆、消痰平喘。方用：
桑白皮9g杏仁9g川贝母9g黄芩9g鱼腥草30g甘草3g莱菔子9g苏子9g白芥子9g桃仁9g地龙9g
服药七剂，气急喘鸣迅即缓解，惟痰仍较多，脉见小滑，舌与苔依然如前。后以此方增损续进六十余剂，渐得痰消喘平。至今已三年病未复发，惟觉平素多痰，服祛痰灵及化痰之成药即能收效。有时痰咳较甚，恐其哮喘复萌，再进前药二、三帖，即安然无事。
按：患者年事虽高，病历虽久，但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体质仍较健壮。其所患之哮喘病症，属于实证，不涉虚象。按中医传统经验，凡慢性病“实则易治，虚则难疗”，故刘某之病有可愈之先决条件，治之迅速得效，实非偶然。此证痰鸣气促，胸宇塞闷。痰浊粘韧，脉象滑而有力，舌红苔腻，是痰热壅肺、阻碍气道之证，故治当先祛痰热，使肺络通畅，气机舒展，则病易愈。本例所用方药，实为定喘汤、三子养亲汤合地龙桃杏方而成。
定喘汤原出《摄生众妙方》，有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桑白皮、黄芩、半夏、白果等九味药物组成。本方妙在麻黄与白果同用，麻黄解散表热，又兼宣肺定喘。白果敛肺化痰，止咳平喘，两者相伍，一散一收，既能为止咳平喘之药增效，又不致耗伤肺气。杏苏冬夏，降气化痰而平喘，芩桑清肺泄热而定喘止咳，甘草协和诸药。全方具有宣肺降气、化痰定喘之功，善治风寒外束、痰热内蕴之哮喘。而本例病证无明显风寒束表见证，故于原方去麻黄之辛温。又恐白果敛肺摄纳，不利于祛痰清热，故亦不用。关于白果之使用，有医家主张虽因痰热内恋，而于本方中白果与诸药同用，其消痰平喘之效更著，惜余未经试过。
《韩氏医通》“三子养亲汤”药仅三味，为苏子、白芥子、莱菔子也。原方不著药量，“看何证多，则以所主者为君，余次之”。三者均有祛痰定喘之力，而苏子兼擅降气。莱菔子长于消食导滞，白芥子有温肺快膈之能。正因白芥子辛温利肺，而于痰热喘嗽不相适宜，故有医家以性寒而善泻肺利水之葶苈子代芥子，葶苈子亦有良好之止咳平喘功效。对于此说，余极赞成。但在本例方中未加运用，于其他病例中用之屡屡，效果确实可靠。三子养亲汤以降气消痰之力而捷于止咳定喘，本例以痰吐极多，不易消除而加入此方，一经使用，效即立见。
地龙、桃仁、杏仁三药以治咳喘乃现代有效验方。方中桃杏仁以利肺降气、止咳平喘。地龙重用颇善解除支气管平滑肌之痉挛，从而达到止咳定喘之目的。三味相合则相须为用，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余每将此方加入热性喘咳方中，常收捷效。
以上述三方加减，为刘某组成之新方，消痰、降逆、定喘之力有余，清肺泄热之功不足，故重加鱼腥草以达其平衡。全方药物与患者之证情丝丝相扣，物物对应，故能缓解二十年痼疾于两月之间也。此外附带述及一首秘方，乃治寒性喘嗽者。余于十年前曾针治一中风病人，为甘姓男子，年近七旬，某日行针后留针之际，彼谓余曰：其年四十时曾患哮喘，咳吐寒痰，治疗两年未愈。后遇一熟人，告以用福橘皮新鲜者一枚，浸入白酒瓶中，待酒成橙黄色，即可取饮。每日随量饮服，久之自愈。彼回家即随手撕橘皮一块，约全橘之半，浸酒一斤，饮尽即愈，后未复发云。
小议“截喘”说治喘
姜春华老师生前对中医各家学说、基础理论及临床医学，均曾深入研究，并有重要贡献。其中对顽固性哮喘病发作时之治疗，姜老师采用古今民间及日本、朝鲜的单方，将其中治喘有效药合在一起，组成一方名“截喘方”，能有效控制哮喘发作。
除师授而外，余于书刊中曾两处见到此方，所用药昧不尽相同。一见于《长江医话》p．185姜老师自撰之文“支气管哮喘证治之我见”，主方九味，药物为：
“旋覆花9g、鼠曲草15g、全瓜蒌15g、防风9g、合欢皮15g、老鹳草15g、碧桃干15g、五味子9g、野荞麦根15g。”二见于《上海中医药报》1993年12月5日(总第178期)“治哮喘奇效方”。“处方组成：瘪桃干15g、佛耳草15g、老鹳草15g、旋覆花10g、全瓜萎15g、姜半夏15g、防风10g、五昧子6g。”对勘前后两方，后方较前方少合欢皮、野养麦根二味，多姜半夏一味，同时药物剂量亦略有差异。姜师于原方后有“随证加减”法：“气虚加黄芪30g、党参15g、阴虚加生熟地各15g；痰多加半夏9g、贝母9g；咳加元参9g、麦冬9g；热证加竹沥30g、石膏30g；寒证加附子9g，肉桂3g。”
野荞麦根沪郊亦有栽培及野生，俗名开金锁或金锁银开，具良好之利咽、清肺作用，民间每以30～60g单味煎服或加入辨证方中，以治咽炎、支气管炎及肺炎等症，疗效可期。业师吴竺天先生于临床中常喜用此味配入方中，以治上述病症，每获佳效。合欢皮性味甘平，通常作宁心安神之用。然合欢皮有明显祛痰和血作用，肺痈(肺脓疡)恢复期常以单味合欢皮煎汤眼，名黄昏汤，以作肺痈后期修补及康复之有效药物。可以推测，合欢皮之祛痰利肺作用，用于哮喘一症，亦有可靠之解痉平喘功效。盖痰浊一去，气道畅通，哮喘自易缓解。
自后文分析，作者对于本方深为赞许，并已取得运用经验实为难能可贵。文中曰：“一般中医治哮喘必须进行寒热虚实的辨证，而运用本方，则无须辨证，各型哮喘均可服用。一般服用7～10剂均能治愈，且十分安全可靠。”作者之这一经验为姜老师本人所未述，是作者对本方效用之实际验证及发挥，对本方之推广应用具有良好作用。
余曾以先师原方随证加减治疗两男孩，均患顽固哮喘久治不效，经用上方一例治愈，一例有效控制。
第一例为六岁男童，幼年患奶癣，经敷外用药膏治愈。以后偶见哮喘，但服西药即平。至三岁渐发渐重，一月数发，至四岁时已一星期数发矣。且服用西药已不能控制，改服中药，亦不见大效。至一儿科名老中医处诊治，服药一年病无进退。此孩发病春夏秋三季为重，夏暑尤甚，冬寒病发反轻。咳喘哮吼，痰多不爽，脉滑数有力，舌质偏红，苔薄白而干。余诊断为“痰热壅肺”，以定喘汤化裁，益入生石膏，鱼腥草等味，即能控制发作。然易于感冒，凡感冒数日不愈，即见汗出而痰喘复作。余即以姜老师原方加鱼腥革、竹沥治之，可获复杯即安之效。几次复发经用此方治愈后，竟不再发。
第二例系一少年，在读初中。四、五年前发哮喘，发作由稀而频，常因发病不得已中断学习。此儿家境极为清寒，严父驼背，慈母退休，不仅供其养育之费，还须治病之资，其母省吃俭用，百计为之调治，仍然效果沓然。后来余处就诊，余见其身材瘦损矮小，叫名十四岁，却如八、九岁人，骨瘦如柴，皮薄肉脆。与之对坐时，哮鸣之声两耳可闻，痰声漉漉，咳吐频频。但脉却滑大有力，舌质偏红，舌中及舌尖剥苔，舌上红点如刺。此例不仅肺有痰浊，且上焦心肺有热，肺中津液耗伤，加之先天不足，肾阴亏损，为本虚标实之证。余亦以上方加减，随证益入生熟地、川石斛、北沙参、鱼腥草、鲜竹沥、川贝母之属，即可有效控制发作。但仍时有反复，恃药可使缓解，能勉强跟班学习。余思其不能根治之故，主要由于体质过差，先天真元太弱，后天营养不继，调养失宜，以致病久难痊。余同事黄金妹医师及其女儿李耿蔚医师不禁悲悯救苦之心，为其觅得健康母体之新鲜脐带数枚，教以每日一根煮熟后于睡前服食。以后则继以胎盘粉每日内服。精心调治两年余，哮喘已极少发作，偶有所发亦极轻微。且已长高10cm，面色红润，肌肤渐丰。乍见之下，岸然一英俊少年也。
哮喘缓解时服用脐带及胎盘粉，以增强体质、预防复发，古书已有记载，姜老师于文中亦极推崇，此二物既能补益气血、增强体质，又能平喘，一举两得。
脐带，中医古籍称为“坎拧保放瓦上以炭火焙至干黄松脆，研末吞服。余往昔有一领导，其爱子幼年得喘，遍访名医，百治无功。后得亲戚为觅一方，即上方也。当时中药店尚有干燥坎趴晒┕郝颍即逐渐购服，竟得痊愈，现已三十开外矣，形体结实，健康无病。
至于胎盘，为血肉有情之品，具补益气血之特殊功用。哮喘患者恢复期作培本之计时，如不服胎盘粉而服用河车大造丸，亦极有效。余曾治一大专生，哮喘屡发，余诊时正在缓解期中，患者形瘦，脉细，舌淡，嘱购河车大造丸，按常规剂量服用，每日2～3次，经服数月后，哮喘竟得有效控制。
另有一种肺肾阴虚之气喘症，症状以上气喘促、呼吸气短、呼吸急迫难以相续为主。兼见短气乏力、口干舌燥、腰酸足软，或见头晕耳鸣，喘甚则汗出等证。余每以六味地黄丸合生脉饮，应手取效。其中一例，病起于七十年代在农村劳动时，二十余年间几乎发无虚夕，投以上法一服见效。以后凡服药之日病必不发，连续服用半年后竟得根治。
小儿肺炎奇验案
1984年豫儿年方十二岁，9月中旬忽然壮热(体温39．7℃)，旋即咳嗽频作，声若从瓮中出。腹中隐痛，二便自调；有汗热不解，脉浮数，右手脉按之不衰，苔薄白。予桑菊饮无进退，改投银翘散，每服药后，体温辄从39．7℃降至37．4℃。数小时后，复升如初，两日皆然。西医胸透示：肺纹理增深，右肺小片状阴影，诊断为“肺炎”。给予抗生素注射。每次注射后二小时内体温可略降，二小时后又复回升，如此将近一周，病不能解。余寻思再三，一筹莫展。至9月24日叩求于张寿杰老师，师即详询前因后果及服药机变，沉思片时，继而谓曰：“吾得之矣。咳声‘空空’然若出瓮中，是肺气之壅而不清，法当开肺为先，清肺为辅。银翘、桑菊偏清偏透，与症虽近而未合；腹中隐痛，发热蒸蒸，是积热在肠，熏蒸肺脏。病发于里而见象于外，根本在下而标显于上也。治当泄热清肠。综观全体应以开肺达邪，清肠泄热为法。”
余聆听师训，顿有所悟。师尊清肠泄热之说，诚为高论，然余性钝识浅，谛思良久仍不得其药，因复赧然请益。师诲余曰：“余积数十年之经验，知母与枳实同用最为得体。夫知母一物，人皆知其清肺，不知最清肠热，与枳实相须为用，投剂得当，立竿见影。”语竟，师援笔直书一方：
南沙参9g枳实6g大力子9g知母6g蝉蜕6g银花9g桔梗4g藿香9g橘红9g黄芩6g
药煎就，时已中午，测得体温39．4℃，随即进药，过二小时许，复测体温38．2℃，四小时后体温降至37．4℃。再进二煎，晚间热即退清。为廓清余邪计，翌日又进一帖，从此恢复正常。
孰料愈后第四日晚间，豫儿又觉腹痛，移时便下糜粪半痰盂，色褐如酱，酸臭难闻。三十分钟后复便多许，色略淡。再半小时后又如厕，虽仍糜状，然色已纯黄，次晨登圊，却一切如常。始知隔宿所泄糜粪，为先前久稽之物，是肠中积热之根。药后肺开气降，肠疏积动，渐渐元气来复，则积滞自去也。
按：沪上名医张寿杰先生，早岁就学于丁甘仁先生创办之“中国医学院”，虽无等身著述，而经验宏富，观其治豫儿肺炎案，即可知之也。此案病因复杂，与常见肺炎截然不同，而张师治病如与可作画，胸有成竹，挥洒自如，余分析其关键有二：
一曰辨证精确，二曰用药精当。本症之辨证，其标在肺，其本在肠。师以咳声“空空”然若出瓮中辨为肺中浊气壅塞清道，与外邪袭肺、化热作咳者迥异，足气壅而非热郁。两者于治法上亦自不同：气壅须开，热郁宜清。可见原用宣肺泄热，是隔靴搔痒，其不效也宜矣。师以藿香、橘红、桔梗辛香引气之品重开肺气，佐蝉蜕、牛蒡、银花轻清宣泄以解气热。此为肺中标病之治。
此病之根在于肠中积滞化热，师以证见腹中隐痛绵绵，而即慧眼识真情，投知母、枳实以泄热清肠。师曾告余曰：知母、枳实同用最清肠热是乃师丁甘仁先生所授之法，用之得当，病去如扫。
张师于整个诊治过程中，未见病人，仅听余转述病情，不切脉，不观舌，竟如此识病真，用药准，除先生精研医理，学验丰富外，可见精于问诊，善于把握主症、主因及证情演变规律，亦是医家之基本功大。余昔年读书，见近代名医恽铁樵先生治病，不用脉诊，必待于问，深为不解，今见张师治此症，始自解悟。
心房纤颤
心房纤维性颤动为成人常见之心律失常病症，以惊悸、胸闷为患者主要自觉症状，房颤时心房发生每分钟350～600次不规则之冲动，引起不协调之心房颤动。本病无论急性与持久性，轻者易愈，重者难疗。虽临床见证多端，然余所见病例，多呈虚性脉症，于气、血、阴、阳四者之中，以气虚为其主体。而常兼阴血亏损，时或兼挟心火、痰涎或虚阳扰动、或血行阻滞、或心阳不振，如何立法主治，又当临证权衡，当机立断。当房颤影响及肺时，亦可导致喘息危象。今随文报告治愈房颤及房颤喘息各一例。
例一房颤例。三年前，有科技人员曹某前来就医，年龄约五十七岁，自诉无慢性病史，近年来常觉心悸怔忡，胸背间有跳突感，心动过速及早搏时作时止。经西医检查，拟诊心肌炎后遗症。余切其脉小而带数，指下按之不足，舌质淡红，苔薄净而干。证属气阴两虚。心失所养致心神不宁，治以两调气阴兼以宁心安神为法，用生脉散加昧。药如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生地、当归、白芍、朱茯神、炒枣仁、龙齿骨、炙远志、甘草、夜交藤、丹参之属，服第一帖后，即觉心胸间舒适异常，诸症尽失。于是连服十四剂，前十三剂，剂剂均觉有非常之效，自谓药后病已痊愈。不意服至第十四剂时，虽在春夏之交而天气燠热异常，突觉心跳不止，一分钟可达百跳以上，于是疑为用药不当所引起，因而自动停服前方，不再服余之药。心速一症持续半月后始渐平复。所幸以后．二、三年间，心律失常竟未复发。去岁冬杪，一日夜间子时，勃然心悸异常，胸闷窒塞，有惊慌恐惧之感。于是仰卧不敢稍动，静以待之，自觉心胸间如气轮机之发动。“突!突!突!突!”震跃不已。经二、三小时，渐渐缓解，次日白天，除胸膺不宁之外，深感疲劳乏力，动辄汗出。如此夜夜举发，三日后去长寿医院作检查，诊断为“心房纤维性颤动。”建议住院治疗，曹婉谢之，转来我处服中药。余诊其脉两寸小而有力，左关及右关尺均小而按之软。舌质淡红，苔薄净。据此脉症，仍属气虚阴血不足，而心火偏旺。治拟益气养血，清心宁神。方为：
黄芪24g党参15g炒白术9g茯苓9g甘草3g当归9g麦冬15g生地20g炒白芍9g苦参4．5g丹参9g生龙牡各30g炒枣仁15g五味子1．5g
前药服后，依然夜夜发病，但发作渐轻渐稀，脉则渐现小脉，数象自除。两周后诸症消失，心胸安适。前后服药37剂，病不发作。随之则退休，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曹素勤勉，花甲之年，仍操劳不止，而心君竟亦泰然，未见与之抗衡也。
前方之立，是经“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而后所拟订，故能见速效，正是前方切中病机，药物与药物之间配合默契之结果。然若于调整心律一端而论，亦无不借重于苦参一物。近年来苦参能治心律失常之报道甚多，皆从实验而得，确有见地。余谓心律失常原因不一，虚证有气血阴阳之偏衰，实证则痰瘀火郁各不相同，原因不同，调整心律之主药亦不同，是以临证时务宜推敲斟酌，随证选药。若因心火盛者，黄连与苦参均为首选之药，而验之临证，则苦参较黄连更为应手也。关于苦参之剂量，诸书多用15～20g，甚则30g。而据余个人体会剂量以切中病机，恰到好处为宜，中病即可，不要过量。盖苦参乃苦寒之物，极易败胃．心律失常者每多气虚，此时顾护胃气甚属紧要，若胃气重伤，未有不功败垂成者。此余一得之见，亦一孔之见也，仅供读者参考。
例二房颤喘息例。某区粮食局科长杨某，年过不惑之后，即患心房纤维性颤动。经两度住院治疗，仍无明显好转，在某专家处服补养气血之中药百剂，如石投水，不见效机，出院后回郊区家中休养。忽一日下午二时许，急电促余往诊，云病人喘息数日，入夜不能平卧，坐以达旦，已三、四夜矣，故已将病人送回市区。俗语云：救病甚于救火，故余随即驰往。见患者靠坐床褥，气喘吁吁，似难接续。与之交谈，亦断续不能成句。其妻示余一纸药方，谓是患者十余岁时得气喘症，久治不愈，经乡下一老中医用方三帖即平。以后四十年中，病未复发。可谓神方矣，是故信之极深，藏之极妥。认为此方仍可救治其夫之病，欲余审阅后转抄是方。余睹方中诸品，乃三拗汤加味，药有麻黄、杏仁、甘草、苏梗、桔梗、紫菀、款冬、半夏、贝母之属，尽是开肺、降气、化痰、平喘之物。而患者之脉散乱无序，舌淡苔白，一派心肺虚耗之象。余谓杨妻曰：“乃夫幼时之喘，因于肺金痹郁，痰气交阻，以致肃降无权，肺气上逆而喘，是实证也。今日之喘，因于心力耗衰，心火不能下降于肾以温养肾水，致使肾不纳气；肾水不能上交于心以济心火，如易卦之‘火水未济’，由心肾不交而成喘促，是虚证也。一虚一实，悬若霄壤；一补一泻，生死反掌。尔夫此时病势已极，用药稍有不当，毫厘之差，必酿千里之失，抱憾终生，追悔何及!”反复与之陈明利害，劝导一小时后，方勉强允余用药，于是振笔直书：
党参15g淮小麦30g炙甘草10g大枣30g五味子10g补骨脂10g枸杞子15g
遣人配药已下午四时，是夜服一帖。次日清早，余复前往诊察，患者及其妻笑逐颜开，置谢不止。谓昨晚药后幸得一宿安卧，气不喘，心不慌，胸也不闷。服药三帖，呼吸平匀，精神渐振，仍回乡休养。返乡后房颤屡发，又数次住院，惜终未得救，然喘促一症始终未见复发。
心衰愈后呃逆
退休干部王某，祖籍山东，形躯魁梧，性格爽朗。中年得高血压病，逐渐发展为高血压性心脏病。血压常在190～210／120～130mmHg之间。严重时舒张压可高达140mmHg。二十年间屡现高血压危象，必经医院抢救始能脱险。久而久之，渐渐形成冠心病。年至五十上下，继发心力衰竭，每年须住院数次，始可苟延残喘。平素人参不离于口，一年内须服用生晒参500g以上。至三年前来余处服用中药。当时见症：自感头晕头痛，时作时止，心悸慌乱，胸闷气促，甚则略见喘息，全身乏力，精神萎顿，动辄汗出，夜梦频仍。腰脊酸软，胃纳不馨，但二便正常。脉大按之软，舌淡白无血色，略胖，苔薄净。据脉证而论，此证为气血亏损，心肾不交。头脑常痛而不甚，且时作时止者，是虚晕虚痛，气血失充，清阳不展之象也。全身乏力，动辄汗出，是气虚卫阳不固，以致津液外泄。精神萎顿，腰脊酸软，为先天受损，肾将惫矣。心悸慌乱，胸闷气促，乃血不养心，兼有心气不足之疾。心肾两脏为水火之脏，在生理情况下，心火下降于肾，肾水』二达于心，则水火既济而循环不息。今则两脏俱损，水升无力，火降不及，则火水未济，而成天地痞塞之象。恰如《周易》火下水上，卦成既济，水下火上则成未济之意相类。是以心火郁于上而胸闷心悸，肾水乏于下而腰脊酸软也。参酌脉象舌色，皆无：二致。治之之法，当两调气血，兼益心肾而交媾水火。药用：
党参、黄芪、白术、茯苓神、甘草、熟地、淮牛膝、杞子、麦门冬、五味子、当归、枣仁、姜枣之属，服数剂即见效验，诸证明显好转。续服数十剂后，症状缓解，停药不服。越年余，自觉一向安好，时已孟冬，一日夜间忽发呃逆。呃声频繁，昼夜不辍。因交通不便，至第三日下午始来余处就诊，诊得两手脉大而稍软。依然是元气不充体质，稍感寒邪则膈膜痉挛，致呃逆连声而作。拟旋覆代赭汤合丁香柿蒂汤，益气温中，降逆止呃。方为：
旋覆花9g代赭石30g党参24g甘草3g姜半夏9g柿蒂9g丁香3g生姜二片大枣七枚
上方服三帖未知，其妻来告症情依然。余推敲此症诊断无误，用药恰当，当是患者元气素弱，尚不足以运药势、制病邪，应继续服药。于是宗原方，去丁香恐其太热，柿蒂用15g，又三帖，呃逆即除，隔年相见，知未复发。
胃痛慎用辛香温燥
余昔年读清代贤宿之书，每见胃痛慎用香燥之戒，初未介意，实亦未识真蒂所在。及至临证渐多，阅历稍广，方知深契病机，必自实践经验中来。如《程杏轩医案续录》治“秀翘兄肝气犯胃作痛案”云：“肝为将军之官，脏刚性急。医投辛香温燥，希图止痛，肝阴被劫，怒木益横，冲胃为呕，此肝为受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医多药杂，胃气益伤。”吴达《医学求是》亦曰：“世之称肝气胃气痛者，每用香燥破气之药，以为平肝，初服亦觉有效，久则病变莫名。”叶天士为轩岐一代天骄，倡养胃阴，与香燥治胃更不相合，其《临证指南》卷八“胃脘痛”门范氏案后邵评曰：“阳明乃十二经脉之长，其作痛之因甚多。盖胃者，汇也。乃冲繁要道，为患最易。虚邪、实邪之乘机窃发，其问消长不一，习俗辛香温燥之治，断不容一例而漫施。”程杏轩、吴达、叶天士均为清代名医，于胃痛不宜辛香温燥之论，众口一词，其间必有原因。
辛香温燥之品，其弊有三：一者香燥之品，秉质刚燥而性多温热，最易损伤肝阴胃津。二者香燥药之功用，类多行气宽胀、化滞止痛，多用久用有伐胃伤中之过。三者香燥之品多兼辛散升扬，不合胃气以下行为顺之生理特点。
因此，凡胃气虚弱，或胃阴不足，或肝肾阴亏者，皆不宜辛香温燥之品。下文再就胃腑之主要生理特征加以探讨：
其一：胃为阳土，喜润而恶燥。人身之脾脏胃腑，皆属于土，然有阴阳之别，刚柔之分，秉性有燥湿之殊，喜好有润燥之异。盖脾为阴土而性柔多湿，故喜刚燥。胃为阳土而性刚多燥，故喜柔润。《临证指南》云：“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又曰：“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
胃为人体五脏六腑之海，主一身之津液。津液亦阴液也，易亏而难盈，故居常胃津不足者恒多，因而胃腑具喜润恶燥之特点。倘投以辛香温燥，是反其道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