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思辨录 清 周岩
自叙
医可易言乎哉。在圣门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顾所谓小道者，特视大学之道，位天地育万物为小焉耳。神圣作之于前，贤哲述之于后。李唐而降，斯道浸微。非实有至精至神，方可与斯之一境，胡为史册所载，代不数人，若仓公、扁鹊、华元化一流，则更无代兴而特起。江氏艮庭有云：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而孔子教人游艺，如礼记疏所称夫子脉诀，卒未闻传之其人，岂真以方伎而贱之，盖其慎也。忆余幼时曾以春温误服麻黄，致举室怔营。迨咸丰丙辰，以副车入赀为比部主事，留滞京邸，又以寒痢为医投凉剂而误。更医复然，危状迭见。赖友人检方书鉴前弊而拯之，得以无虞。余于是始有志于医。恒诣厂肆购书，置之几案，朝夕披览，虽至困甚，亦冀鬼神来告，不悟彻不已。久之为人疗病，时或幸中，谬窃虚誉。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晋祁皖舒，皆地当孔道，差务络绎，又不用门丁一人，事无巨细，靡不亲裁，计束医书高阁者，凡十八年。洎壬午调任盱眙，自分无治剧才，甫捧檄，即乞疾而归，戢影蓬门，无以遣日，则复取群籍，研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于医，犹门外汉耳，今其或者可与入门矣。夫学问之道，不外致知力行两端医，何独不然。致知之书，如素问、灵枢、本草经尚矣。而伤寒论、金匮要略，则又南阳先师本致知以为力行之书，灵素本经，悉括其中。学人能即是而寝馈笃好之，积以岁月，真可引伸触长，施用无穷，然而谈何易也。人知辨证之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窃怪古来注仲圣书者，无虑数十百家，独于方解，鲜精确澄彻。其故在本草之学，自来多不深求。识本草如是，遂视方义亦当如是。于古人因证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夫辨本草者，医学之始基，实致知之止境，圣人列明辨于学问思之后，其功自非易致。谫劣如余，何足语此。然而遐轨勉蹑，乐岂辞疲，秉烛之明，岁有增益。
自戊戌春有六气感证要义之刻，嗣于药用有心得者，即征诸方；方义有见及者，并印以药。
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着稽之，得药百二十八味，聊依纲目编次，厘为四卷。大抵援据仲圣两书，而间附以他说他药，随手札记，殊无体例。余老矣，值时局之艰虞，念儒冠之多误，是惟弓冶，可得蝉嫣。爰命孙儿智浚，录付剞劂，以垂来许，并问世焉。
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异，斯医工之故习，而非余之所敢蹈尔。
光绪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自叙于微尚室，时年七十有三。
绪说
（本草思辨录甫授梓，适有客以彼都近事医会相告，窃不自揆，为发其 ，而余夙尝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纵言及之，名之曰绪说，列为卷首，欲学人知审择端趋向也。）
医虽艺术，而深诣甚难。西医挟形质之说，蔑视我中医；而中医之厌苦其难者，得彼说则大喜，相与扬西而抑中。不思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而西医解剖形质，何从窥见气化。故西医之在中国，能疗内证大证为遐迩传颂者，不少概见。乃求医者并不竞慕乎西，而业医者反欲自弃其学。今且狂澜特起，有訾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南阳先师伤寒论、金匮要略，为谬、为荒诞、为羌无故实者矣。此等妄谈，岂足撼数千载而上悬诸日月不刊之圣经，而素问九卷，有王太仆补足者一卷。灵枢一经，或疑即王氏窃取素问为之。近人何西池，尝静坐数息，每刻约得二百四十息，以灵枢日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不经。此类固间有伪托，灵不如素，难经又不如灵素，要在人分别观之；而其中渊理不可思议，体之人而实万无不验者，已数千载奉之为圭臬，岂癖嗜耶，抑别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独智，盖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邃，而徒以风会所趋，创为丧心病狂之举，诚世道之隐忧，可为太息者矣。
伤寒论、金匮要略，直可上拟圣经，不当与诸医书同论。医书汗牛充栋，大抵下驷十之七，中驷十之二，上驷十之一。上中驷之书，无不由研求内经与仲圣书而出。今贱中医贵西医，而治病则仍以中医，上中驷之书，已为彼所唾弃，其将于下驷书求进步乎，必不能矣。
医家故习，每好议前人之失，而己亦不能无失。然皆其人勇于卫道，矫枉过正，或隐奥之义，所见不同者有之；未有毫无学问，医亦走方者流，因得见脏腑，遂谓道即在是，敢以无理之诟争，上侮古帝昔圣，如着医林改错之王清任者，可谓谬妄之至矣。试历举而论之：第一篇脏腑记叙，开口即以宋元人脏腑图论，与内经混驳一番。脏腑图论原不足取，乃其与内经并举，概称古人，其胸中无黑白可知。谓古人错误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所以错误。忽指称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而灵枢实无其文。尤可笑者，谓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尤可忿者，谓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妄对，遗祸后世。庄子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欤！第二篇会厌左气门右气守卫总管荣总管气腑血腑记，按此篇记其所见，不为不详。谓出气入气吐痰饮津涎，与肺毫无干涉，古人误以咳嗽等证为肺病。肺管两旁，有左右气门两管，下至肺管前半截处，归并一根入心。从心左后下行至肺左，过肺入脊，复下行至卫总管。卫总管有对背心两管，有对腰两管，有腰下两管，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饮在管中，由管中之气上攻行过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气门，接卫总管之下。气管之多如是，痰饮究从何管上至两气门，何者从左出，何者从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谓卫总管俗名腰管，腰上长两管，一管通气腑，气腑是抱小肠存元气之物。元气即火，元气足则食易化，虚则难化。然则元气在小肠外，能化小肠内之食。气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气管内之痰饮，有是理耶。经言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惟肺管清虚，故能运管外之痰饮，否则肺管已为痰饮塞满，何问痰饮。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为无用之死脏也。第三篇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接第一篇饮食由小肠化粪一段，宜并入此篇。与第四篇脑髓说，余俱有论列下。第五篇气血合脉说，人之有脉，与脉之可以验病，断不出内难经所言。清任谓人身气管出气，血管藏血。脉从气出，无与血事。手腕肉浓者脉短，薄者脉长。大小者虚实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气与血若不相贯，则人为呆物；脉非指下难明，则人皆知医。又谓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证无谈脉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适自暴其短，书中证治数十条，所以无一字言脉也。第六篇心无血说，西医谓心内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正与内经说合。而清任以心为气出入之路，其中无血。
又云猪心刺破，则腔子内血，流入于心；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是以盆盎之盛水比心。心非腑，焉能盛血。清任于图内肝下亦注绝不能藏血五字。古书岂得呆看，经不又云脾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骇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一篇。仲圣麻黄桂枝两汤，清任改其文为麻黄汤治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桂枝汤治证如前，而有汗。谓伤寒初得，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经络实错之明证。改仲圣文而又坐仲圣以过，何便宜乃尔。按项强为阳明病，四肢烦疼为太阴病，断非初得时所兼有，时疫则有之，方不的对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医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
要知仲圣为天下后世立法，不能为庸医诡遇也。谓有汗是伤风，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伤风岂定是有汗！？桂枝汤不能治伤风，近世医者多有此论，而不知其故由本领不济乎。清任以桂枝汤不效，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证。此与桂枝汤别一条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似乎无异，而非无异也。仲圣不言脉者，以太阳病汗出恶风者脉自浮也。
为问果太阳病乎？脉浮恶风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而又加身痛，则桂枝汤宜加减也。何为而不加减乎？己不细审而遽责效于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汤而尚不知为何证。曰非伤寒证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又教其侄曰，欲明伤寒，须看吴又可论。是清任固尝读又可书者。又可因其时疫气流行，时师多以伤寒法误人，故着瘟疫论一书。清任时亦疫气流行，胡为以桂枝汤治疫气。夫疫气与疫气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应而用仲圣法，用仲圣法又不应而复用又可法乎。若然，则无往不误矣。谓目痛鼻干不得眠，是邪热上攻头脑之证，仲圣以葛根汤治之，又是方效经错之明证。按伤寒论葛根汤证，何尝如是。内经有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文，活人书二问亦有之，并不言宜葛根汤。葛根汤治此证，则是陶节庵全生集，于葛根汤加白芷升麻，云即葛根解肌汤，其证尚有发热、头痛、微恶寒、无汗、脉微洪等字。清任既不知阳明病之脉证为何，而又张冠李戴，妄诋仲圣，昏蒙殆无其比。谓人生气血两管，气管通皮肤有空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空窍故不发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即是血。然汗为心液，亦血中之热气所蒸而成。故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试无不验。夫血既蒸为汗，则已由静之动，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无汗而血自出，则血应静而不静，不为阳之守也。其义皆在内经，清任何足以知是。
泰西一切艺术，竭其智能，孜孜不已，无废于半途。其医于内证虽未见擅场，苟参以中国经训，探本穷源，亦必有登峰造极之诣，如中国卢扁其人者。吾中国医流，有恒者鲜，每读一书，旨趣未得，辄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遗亡，不可复见。至内科之有器，更未之前闻，而不知古固有之。其在宋重医学之日也，四库全书提要载，周密齐东野语曰：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 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象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 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仲南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今宋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按此则西洋蜡人形，不过具有体质，而兹并 穴用针之法，悉寓其中，智巧亦何逊西人。今虽不可见矣，然吾中国近年杰士奋兴，创制奇器者，亦颇有之。苟其挽医学之颓波，复铜人之巧制，施之证治，用彰明效，医林之幸，正不独医林之幸也。
唐氏容川所着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持中西之平，阐造物之秘，洵为有功医学，余复何赘。兹读中西书若有所得，有可以翼唐氏书者，敢抒其一得焉。阴者藏精而起亟，故肾之精华，必聚于上，上为末而下为本，西人谓脑主知觉，心不主知觉，是但见其上之精华而不见其下之蕴蓄也。是不知阴为阳守，阳为阴使也。阴阳动静之理，吾中医亦岂能测识，所幸者有神圣之遗经耳。医至今日，可谓逸矣。西医自中国周烈王时即有解剖之学，至今析极毫厘，何如其旁，而不知犹是迹象也。内科理法云：凡人愈留心，则知觉之事愈明。又云：凡能留心者，视物较清，后亦易记。不曰留脑而曰留心，可见主权自属于心。又全体通考云：脑筋由心丛而来，其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脑筋既根于心丛，自属心主知觉，脑髓听命于心。此可譬之电线，心发电，脊过电，而脑其至所也。盖肾生精化髓而输于脑，心以阳而为肾之使，理固如是。必泥迹象以求，则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者，西医必更斥其诞矣。饮食入胃，厘清浊两路而出，非经中间泌别不可。唐氏引西说饮水入胃，即散走膜膈，以明水之不入小肠。然小肠岂是专受谷食者。全体通考论胃与小肠篇，皆中有糜粥字，是胃与小肠，明系水谷杂居，外受相火之蒸化，说较胜矣。而于水谷之纳入输出与泌别若何，则一字不题，殆未能了了也。此当以我中国圣经为断，曰：五谷入胃，其糟粕精液宗气，分为三隧；又曰：中焦亦并胃口出上焦之后，此所谓受气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
按泌别在中焦，当即西医之谓连网，王清任之谓津门者是。水不尽散膜膈者，为其分三隧也。夫水谷经胃与小肠蒸化而后，所余皆弃物，其扬帆直下可乎？而清浊有异也，又乌得不泌别。此又圣经明告之矣，曰：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焉。杨上善注云：下焦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而不纳。自来医家，从不言有两泌别者，圣经实尝言之，理亦诚然。然则泌别在下焦何处乎？西医谓肾主生溺，其图将肾竖割之，内有万锥漏斗肾盏等名，下有溺管，肾之外廓，亦无进溺之口，溺固为肾生矣。然余不能无疑焉。凡人饮水多者溺多，少者溺少，明系溺由饮来，一也；所饮之水，若全不化溺，必将有肿胀泄泻等病，二也；溺待肾生，势必不给，三也；肾生之而旋泻之，竟无所用，四也。西医因何致误，殊不可晓。唐氏谓左右两肾系有窍最深，贯脊骨，通三焦，复有两管下接膀胱。若然，则水从中焦下焦而下者，皆历肾系抵膀胱，肾系实为泌别之处。经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是合三焦与肺之力以施其伎巧。故知此处泌别，最有关系。内科理法云：肺与皮肤出气多则溺少，出气少则溺多。此即内经气化斯出之理，膀胱惟无上口，所以溺出必待气化。乃西医言有上口，而王清任曾谛视者，又言无上口，其殆有上口亦在包自西医脑髓司知觉之说，行于中国，而中国人不察，信之者众。试更论之。肾精生髓，由脊入脑，犹草木果实之结于顶上。余考西医每云脑筋从某来者，多是上来至下，以本为末，以末为本，其弊实由于是。然即其说还叩之，亦有可正其非者。肾有髓质，西医言之不一，他处无有，肾上核则言脑筋极多，非髓由肾生而何？中国谓心系贯脊属肾，而西医亦谓心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非心与脑相通而何？西医言脑有透明之密质，心房之里膜，亦言薄滑透明，非脑之明根于心之明而何？此皆见于全体通考者。抑内科理法不云乎，背脊髓不通于脑髓，即不知觉。是又隐以脑髓为不司知觉矣。大凡西人之性，最长于化学，其习医亦无非化学。诘以阴阳五行之理，人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营卫溪谷之游行出入，则茫然无知，即告全体通考德贞氏自序，以中医为守旧，为妄作。实乃坐井观天之见。善守旧者，其旧皆不可变之天道，惟笃守而精研之，新义斯出。今日之中医，非守旧乃弃旧耳。弃旧故妄作，非德贞氏之所谓妄作。吾慨夫以西人之智而惟斤斤守解剖之学也！解剖至此，形于何遁，然但见其所可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气之帅血，犹君之帅臣，夫之帅妇，此理岂尚有可议。乃德贞氏不信，而转疑帅气之无物，盖剖胸则止见胸，剖腹则止见腹，局守形质之弊，必至于此。自序又极诋中医脾动磨胃之说。脾磨曰动，此中医之谬谈，不出于古经。脾伤不磨则有之，脾若不能磨食，则消化之具，何以脾列其内，非彼之所自为者乎。德贞氏悯中国之无良医，而欲中国立剖验之馆，用心良浓。不知中国古昔未尝不行此术。太素有云：若夫八尺之土，皮肉在此外，生可度量切循而得，死可解剖而视。下文即继之以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不可不察。古圣惟不专讲解剖，是以医学得诣于至极。西医之短，即在其守旧不变，吾知西医居人身阴阳，无判然各具之理，阴阳虽分左右，而左亦有阴，右亦有阳，故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不言左者阳之道路，右者阴之道路。大抵肝木自左生心火而上升，心火克右之肺金协胃而下降，胃亦金也。管子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正与此合。水生其木，而肾之真阴偏位乎左，以坎为阴中之阳也。火生其土，而肾之真阳偏位乎右，以离为阳中之阴也。盖生土者命火，而克土以腐熟水谷者，少阳之木火。肝与胆皆木也，故弦为肝胆两经之脉，而皆见于寸口左关。近世西医有肝右之说，而中医亦从而和之，于义实无所取。且肝亦何尝居右也，肝居脊之正中，而胆藏其右叶，则左叶自当为肝之正体。天地之道，左阳而右阴，肝得少阳生气，亦必左出而右入。诊肝脉于右关则谬矣。周慎斋主肝右者也，云一人病左胁痛，后传之右当不起，痛传于右，邪入脏矣。噫，岂其然乎！？胁痛在右者比比，未闻一痛即死。此必其人肝病已深，移右而并戕其胆，生机全灭，故即不起。伤寒论循衣摸床、微喘、直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非以弦为有生机乎。又有以右胁痛为肺病者，肺居膈上，胁非其部，亦未闻小柴胡汤不治右胁痞硬也。郑氏康成驳说文云：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氏以儒而知医，此可为医者当头民非水火不生活，人身五行亦惟水火尤贵。经云：一水不胜二火。所谓一水者，先天肾脏之水也，坎中一画为阳，火即生于其中，与后天木火为二。水阴也，火阳也，阴静而阳动。人之动作云为，全赖乎火，经所以有君火相火之名也。自来医家，于此二义，各执一说，纷纭莫定。或以君火属命门，或以相火属心包络，或以君火专属肝肾，或以相火专属三焦，或谓君火生右尺相火，或谓相火为元气之贼，不知其于经旨实悖也。经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注谓：君火在相火之右，不主岁运。相火守位以禀命。君相二字本不费解，盖犹人君端拱而无为，相臣协赞以宣力，故一主岁运，一不主岁运。然则君火果何指也。经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以南面与太冲之义揆之，少阴自当谓足经。相火果何指也。经云：少阳之上，相火主之。少阳亦当谓足经。虽然，肾为坎水，而其所藏之火，实与心之离火相应。心以肾为体，肾以心为用。君火实兼手少阴心，视守位禀命之相火，则大有不同。故少阴之上，热气主之，不言火气主之。火气以少阳主之者，明乎其为臣也，非火与热有二也。夫君火兼有两经，未尝专属心。相火亦兼有两经，自以三焦配胆。或疑六经惟三焦不言何火，心包络不言何火。心包络非君火，三焦安得为相火。曰：三焦主出纳，主腐熟水谷，皆火之所为。其火即少阳木火也。心包络乃心之宫城，专于卫心，主权不属，然其托体甚高，亦不下济相火，故君火相火两无所与也。前人惟张戴人识此意，曰：人之心肾为君火，三焦胆为相火。王宇泰采入证治准绳消瘅门，不知戴人尚有论否。赵养葵偏见之重，与戴人同，其识高之处，亦有可节取者。赵以命门火为水中之火，君主之火。谓应事接物者心，栖真养息者肾。肾尤重于心。赵虽未知手足少阴皆为君主之义，论亦前后不符，而此数语，却暗与经合。试更为引伸以足之：先天之火，有南面之尊，安得不为君火，惟恃有应务接物之心，故得以栖真养息。火则同出一源，故同为君火。至赵用八味丸治多病，不可为训。而八味丸补水中之火，则是正方。盖水中之火，不宜偏用阳药，有桂附必得有萸地。若肾中中有寒邪，则宜以姜附驱邪，如四逆汤之类。恐水中之火出而相拒，则加胆汁人尿以靖之，不加壮水药。此仲圣本经立方之旨也。后人用其方，而并得其旨者盖寡。证治准绳发热门，肾虚火不归经，用十全大补汤吞八味丸一段，王氏谓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故巴蜀有火井焉，得水则炽，得火则熄。桂附固治相火之正药也，以桂附为正药而譬之巴蜀火井，则其于水中之火之治法，犹未深知。岂忘乎十全大补之有归地，八味之有萸地乎。相火关乎人身之重，犹国之重赖乎相，盖其秉东方甲木之气，人身得之，则四时皆春，生机不息，经之言少火即此火。肝则非其比也，肝为厥阴，厥阴之尽，主疏泄而下降。人或以相火属之，由其视相火为肾火也。夫阴阳之道诚难言耳，以心与肾较，则肾火主静，而心火主动；以心肾与胆三焦较，则君火主静，而相火主动。君火所以属少阴者，照四方而神蕴乎内也；相火所以属少阳者，生万物而功普于外也。经之所已言者，吾以文绎之；经之所未言者，吾以意逆之。庶乎其不至逞臆说而失真理也。
素问以工不知标本为妄行，而标本之属不一，自启元子注天元纪大论，以三阴三阳为标，寒暑燥湿风火为本，而后世奉为金科玉律，实乃大误，不容不辨也。夫阴阳者，无形之六气，六气者有形之阴阳，绝无分于上下，安得别之为标本。经之言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明明以寒暑燥湿风火，指为三阴三阳，对下下应而言，故曰上奉。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且阴阳之所积。若论标本，阴阳不更为本乎。窃尝统览全经，凡言标本，皆判若两物，敢以经文一言蔽之曰不同。肾与肺，病与工，先病与后病，其不同之显著者不具论。少阳之右，阳明治之云云，此申明左右有纪，以不同之间气为标也。少阳之右，火气治之云云，此申明上下有位，以不同之六承气为标也。按此两言气之标，皆不同于本。故下结以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两语。若空说本不同标，标不同本，何至有此骈枝。不同二字，自须着眼。其次一气之标，词句佶屈，罕得其旨。高士宗素问直解，以六气为上一位，中见为中一位，三阴三阳为下一位。阴阳六气，本属一家，乃擘分两下，杂入中气于中，可发一噱。亦足征王注之误人，其弊必至于此。玩所谓本也一句，不着于中见阳明之上，而着于其下，尚得撇中气于本外乎。着气之标一句于见之下，尚得谓标气不在中见之下乎。中见与本，因互为表里，故俱得为本。不能无表里之分，故中见为本之下。本之下，中之见两句，义盖如是。在见之下者，则舍六承气而奚属。观新校正以此与六承气一节，均引六元正纪大论为证，亦隐然见及之矣。或曰：厥阴之上，风气主之，风气在厥阴之上，故厥阴为标。不知此上字，犹蔡邕独断所谓上者尊位所在也，与上下之上有别。不然，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何以不云下见少阴。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何以不云热气主之。观所谓本也是谓六元，两句连下，厥阴之上风气主之等句，亦两句连下，本字兼顶三阴三阳，玩味之即见。王氏惟误认标本，故其注至真要大论也，强名其标本之同异，以阴为寒，阳为热，有本末同，本末异之说。天地造化之机，其阴阳错综，难以迹求。少阳太阴，看似本末同矣，而甲木与乙木同气，厥阴非阳，己土与戊土同气，阳明非阴，同之中暗藏有异。少阴太阳，看似本末异矣，而肾水亦阴，小肠火亦阳，异之中兼寓有同。况经有六而以寒热概之，标本多寡相悬，且绝无界画可守，恐无此颟顸之经文。历考医集以表里先后之类分标本者，皆灿若列眉，不稍淆混。依王说列六经标本，则皆意为分隶，按之各家，互有出入，信乎王说之不可为典要也。然则六气标本所从不同者何谓也？曰：此一语是冒下总纲，下即申明不同之故与所从之何气，又继之以从本者化生于本云云，明乎其从之为化生，非病之化生。下文百病之起一节，乃是说到病生，经文何等明显。盖本犹主也，中犹宾也，标则亦本亦主而未有定分者也。是故从本则中气从本，从中则本气从中。推之从标亦然。犹主宾之相为酬酢，而他人不与焉者也。自专以人身之病言，而论者偶触一事，遂诩心得，并不统会全文。如刘潜江以葛根起阴气为从太阴行化，合阳明从中气之义。是葛根之从，非本文之所谓从。陆九芝以湿温为阳明生于中气之病，治以苍术白虎。不特仲圣湿温无此说，即许叔微之论贼邪亦不然。至他病之从生，律以此而不合，与厥阴亦当有中气病，则两家皆置不议矣。素问言从言化生，不可胜数，而此一节论者咸以病求，总缘未明标义。余盖于此又得一标本相反之旨焉。
相反者不同之极，亦不同也。何以言之？六气中从本从标者，止少阴太阳。少阴一脏，兼具水火，自反者也。而中气太阳之水，又与少阴之火反。太阳水也，而中气少阴兼具水火，自反者也，其火与太阳之水又反。其余四气，则皆木火相生，土金相生，欲不以反为标义得乎。且此义经又明告之矣。曰：病反其本，中标之病；治反其本，中标之方。按所从以化生言，故从标者止少阴太阳。此以病言，统乎六气，故反乎本即为标，如间气六承气皆是。乃王注言少阴太阴二气，余四气标本同。既以二气为反，独不思二气之反，是水火本具之反，非恍惚无凭之反。王氏意中，惟横一悬拟之标本，故既不知反之概乎六气，而将四气除去，又并二气之本相反者而故昧之。处处欲伸其说，实处处自贡其瑕。顾余则因而参考前后，得以四通六辟，亦王氏之启余也。其木火相生，土金相生，而一则从母，一则从子者奈何？陈修园谓木从火化，燥从水化，是矣。但天气不加君火，而相火禀君之命以守位，不能为木所化。土位中央，有面南之尊，不能为金所化。要之皆相从而后生者也。其从标而有取于相反者奈何？水与火势均力敌而不容偏废。壮水之主，则阳光以镇。益火之原，则阴翳以消。相反之中，实有相济之妙。故进则为主，亦退则为宾。不能专从标，而或则从本，或则从标。经文又煞有斟酌如是。或曰：王氏训标为末，本诸说文，不当创为别解。曰：末者名也，不同则征以实，反又不同之所推而极之，皆末之一义所引伸也，岂戾古哉。抑王氏尤有误者，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之下，王注标者病之始。本标不同，所以气应异象，下句方以病言，标有何病，本又何以不病。况先病为本，后病为标，经之明训。何反以病始为标。阮氏经籍 诂引之，亦未之深考矣。素问之有训诂，权舆于全元起，而今不复见，学人多宗王氏。王氏释经之功，自不可没；而其 驳，则亦往往而有。自宋而后，注家每有是正，独标本无疵之者。不揆 昧，窃拟斯篇，愿与学人共商之。（此余旧作素问标本王注辨，今复加研核，似尚无漏义，故录存之。）
徐洄溪、陈修园，皆尊信本经与仲圣之至者。徐谓神农为开天之圣人，实能探造化之精，万自谓探本溯源，发其所以然之义。所着伤寒论类方，自谓于方之精思妙用，一一注明，发其所以然之故。陈谓药性始于神农，不读本草经，如作制艺不知题在四书。仲圣集群圣之大成，即儒门之孔子。又其所着本草经读，自谓透发其所以然之妙，求与仲圣书字字吻合。今按二家之书，于本经皆止顺文敷衍，于仲圣方皆止知大意。徐虽较胜于陈，而不能实践其言则一也。试姑举人参一物以明之。小柴胡汤，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萎实一枚。
徐注云：不呕不必用半夏，烦不可用人参，栝蒌实除胸痹，此小陷胸之法。按心烦喜呕为少阳本证，或烦而不呕，则方有加减。观心烦喜呕之用参，即可知参之去，为烦而不呕。不呕自无需半夏，故以去半夏人参并言之。盖呕则胸中之邪，不至于窒，若不呕而用参，则更闭其邪，故去参而加以荡胸之栝蒌实。徐以不呕与烦拆讲，又但知别录栝蒌实主胸痹，而不知证之何以胸痹，故其注语全不中肯。况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烦而有参，柴胡桂枝干姜汤，烦而不呕无参，不可参观而得之邪。陈谓桂枝加生姜芍药新加汤，特提出沉迟二字，以辨身痛不是余邪，乃营血凝滞作痛，故以人参借姜桂之力，增芍药领入营分以通之。不知仲圣云：沉者营气微也。又云：迟者营气不足，血少故也。人参入营生脉有专能，故以脉沉迟，明加人参之故，岂以为营血凝滞之故。又谓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俱不加参，虑阴柔之品，反减姜附之力。而论中有四逆加人参汤者，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少佐以人参者，以烦躁在汗下之后也。按二方之证，兼有外热而利，故虽脉微不加人参。四逆加人参汤，恶寒脉微而身不热，故加之。夫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仲圣固明明言之。是其加参为脉微，非为利止亡血。至茯苓四逆汤，乃少阴阳虚，上扰其心，故烦躁。以四逆扶阳而平躁，茯苓入肾而抑阴，人参入心而去烦，各味俱有实义，何得以颟顸了之。二家之论方辨药，大率类是。又不独二家为然。语有之，儒学医，菜作 。噫，岂易言哉！（集中人参未言治烦，故补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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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石膏
邹氏云：石膏体质最重，光明润泽，乃随击即解，纷纷星散，而丝丝纵列，无一缕横陈，故其性主解横溢之热邪，此正石膏解肌之所以然。至其气味辛甘，亦兼具解肌之长；质重而大寒，则不足于发汗。乃别录于杏仁曰解肌，于大戟曰发汗，石膏则以解肌发汗连称。岂以仲圣尝用于发汗耶。不知石膏治伤寒阳明病之自汗，不治太阳病之无汗。若太阳表实而兼阳明热郁，则以麻黄发汗，石膏泄热，无舍麻黄而专用石膏者。白虎汤治无表证之自汗，且戒人以无汗勿与。即后世发表经验之方，亦从无用石膏者，所谓发表不远热也。然则解肌非欤？夫白虎证至表里俱热，虽尚未入血成腑实，而阳明气分之热，已势成连衡，非得辛甘寒解非所以出汗。他如竹叶石膏汤、白虎加桂枝汤，非不用于无汗，而其证则非发表之证，学人勿过泥别录可耳。
又王海藏谓石膏发汗，朱丹溪谓石膏出汗，皆以空文附和，未能实申其义。窃思方书石膏主治，如时气肌肉壮热、烦渴、喘逆、中风、眩晕、阳毒发斑等证，无一可以发汗而愈者。病之倚重石膏，莫如热疫。余师愚清瘟败毒散，一剂用至六两、八两，而其所着疫证一得，则谆谆以发表致戒。顾松园以白虎汤治汪缵功阳明热证，每剂石膏用至三两，两服热顿减，而遍身冷汗，肢冷发呃。群医哗然，阻勿再进。顾引仲圣热深厥深及喻氏阳证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与辩。勿听。迨投参附回阳之剂，而汗益多，体益冷。复求顾诊。顾仍以前法用石膏三两，而二服后即汗止身温。（见陆定圃冷庐医话）此尤可为石膏解肌不发汗之明证。
要之顾本经中风寒热四字，刘潜江、邹润安皆作两项看，甚是。惟邹以下文：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为即中风与寒热之候，强为牵合，殊不切当。刘谓：阳不足而阴有余者，风之虚也；阴不足而阳有余者，风之淫也。兹味之阴有余，正对待阳有余之证，而治其风淫。
讲石膏治中风极真，讲寒热则以五蒸汤内三焦之乍寒乍热用石膏释之，而五蒸汤却不仅恃石膏除寒热也。窃思中风用石膏，如金匮风引汤、古今录验续命汤皆是；寒热用石膏，当以外台石膏一味，治阳邪入里，传为骨蒸，令人先寒后热，渐成羸瘦，有汗而脉长者为切。又白虎加人参汤，治太阳中热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亦可为石膏治寒热之据。然此二证，与阳虚之寒，阴虚之热，伤寒有表证之恶寒，皆迥乎不同，未可漫施而不细辨也。
石膏甘淡入胃，辛入肺，体重易碎，亦升亦降，则入三焦。以清肃之寒，涤蒸郁之热，只在三经气分而不入于血，其为胃药非脾药亦由于是。然则腹中坚痛，必苦寒入血如大黄，方克胜任，即枳朴芍药，亦只堪用为臣使，石膏断不能攻坚而止痛。本经腹中坚痛四字，必是后仲圣方石膏麻黄并用，与大黄协附子变其性为温药相似。更设多方以增损而轩轾之，觉变幻纷纭，令人目眩。然只认定麻黄散寒发汗，石膏泄热止汗，相为制还相为用。推此以求，何方不可解，何方不可通。大青龙汤，咸以为发汗之猛剂矣。窃谓发汗之猛，当推麻黄汤，不当推大青龙。麻黄汤中桂枝杏仁，皆堪为麻黄发汗效力，而无石膏以制麻黄。大青龙麻黄受，则曰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中风自较伤寒为轻。身不疼但重，自非但取解表。柯韵伯谓：大青龙方后之“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宜移列麻黄汤后。盖从温服八合，并汗后烦躁与未汗烦躁悟出，可谓读书得间。诸家震于青龙之名，念有汗多亡阳之戒，遂以麻黄得石膏，譬龙之兴云致雨。其于白虎非驱风之方，小青龙无石膏亦名青龙，越婢麻膏之多如大青龙而不言取汗，皆有所难通，则罔顾也。
然则名大小青龙何哉？盖龙者屈伸飞潜不可方物，能召阳而化阴者也。麻黄能由至阴以达至阳，而性味轻扬，得石膏芍药则屈而入里，得桂枝杏仁则伸而出表，石膏寒重之质，复辛甘津润而解肌，并堪为麻黄策应，故名之曰大青龙。小青龙心下有水气，以石膏寒重而去之，麻黄可任其发矣，而麻黄三两，芍药亦三两，麻黄虽发亦绌，其辛夏诸味，又皆消水下行，盖龙之潜者，故名之曰小青龙。越婢汤之麻黄，亦制于石膏者，而故制之而故多之，则越婢之证使然也。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种种皆麻黄证。惟里热之续自汗出，则不能无石膏。有石膏故用麻黄至六两，石膏因有麻黄，故虽无大热而用至半斤。其不以石膏倍麻黄者，化阴尤要于退阳也。或问越婢以汗出用石膏，大青龙以烦躁用石膏（别有说详麻黄），无阳明热邪者，宜不得而用矣。乃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大青龙汤发之。徐洄溪谓：此条必有误。其信然乎？曰：此正合青龙屈伸飞潜之义也。尤在泾云：经谓脉缓者多热，伤寒邪在表则身疼，邪入里则身重。寒已变热而脉缓，经脉不为拘急，故身不疼而但重。而其脉犹浮，则邪气在或进或退之时，故身体有乍重乍轻之候也。不曰主之而曰发之者，谓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使从表出也。诠解之精，诸家不及。夫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非麻黄得石膏寒重之质，如青龙出而复入，入而复出，何能如是。若视石膏为汗药，麻黄不因石膏而加多（诸家多作此误），则此条真大可疑矣。越婢石膏多于麻黄止二两，即不以龙名，不以汗多示禁。大青龙石膏断不至如鸡子大一块。（别有说详麻黄）且石膏多则不能发汗，又有可证者，麻杏甘膏汤之石膏倍麻黄是也。麻黄四两，虽不及大青龙之六两，而较麻黄汤之三两，尚多一两。即杏仁少于麻黄汤二十枚，而麻黄一两，则非杏仁二十枚可比。此汤何不用于无汗之证，而反用于汗出应止之证，则以石膏制麻黄，更甚于越婢耳。（方解别详麻黄）石膏止阳明热炽之汗，亦止肺经热壅之喘。既有麻黄，原可不加杏仁，因麻黄受制力微，故辅以杏仁解表间余邪。无大热而用石膏至半斤，其义与越婢正同。乃柯氏不察，改汗出而喘无大热，为无汗而喘、大热，反谓前辈因循不改。不知用石膏正为汗出，若无汗而喘，乃麻黄汤证，与此悬绝矣。更证之桂枝二越婢一汤，大青龙谓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此云脉微弱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岂犹以麻黄发之，石膏寒之。夫不可更汗，必先已发汗，或本有自汗。观其用桂枝汤全方而不去芍药可见。至又加以麻膏，则非与桂枝麻黄各半汤互参不明。按桂枝麻黄各半汤，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与此同。而彼如疟状，脉微缓，有邪退欲愈之象；若脉微非缓而恶寒，面反有热色，则以桂枝麻黄各半汤微汗之。此脉微弱而恶寒，阳微之体，亦无自愈之理。桂枝汤所以和阳，协麻黄则散余寒而解表邪，法已备矣。加石膏何为者，为热多耶？乃热多不过较多于寒。若脉非微弱，亦将如桂枝麻黄各半汤之欲愈，而何热之足虑。然则加石膏者，专为阳虚不任麻黄之发，而以石膏制之，化峻厉为和平也。药止七味，皆伤寒重证之选，而各大减其分数，遂为治余邪之妙法。用石膏而不以泄热，如大黄之用以泻心，用以利小便，同一巧也。生姜多于他味者，以能辅桂甘生阳，又为石膏防弊也。
卷一
赤石脂
石脂揭两石中取之。邹氏云：两石必同根歧出而相并，脂者粘合两石之胶，故所治皆同本异趋而不相浃之病，得此乃汇于一处，专力以化之。仲圣所用石脂四方，固与邹说符合。
刘潜江不以东垣、海藏、濒湖、仲醇专主收涩为然，就本经补髓益气鬯发其义，虽不如邹氏之亲切证明，而所见自超。抑愚窃有以伸之：别录于赤石脂曰补髓好颜色，则其补髓确是脑髓，与白石脂之补骨髓有别，本经且主头疡；何东垣但以为性降乎。夫髓生于精，精生于谷，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是中土者生精化髓之源也。而石脂味甘大温，补益脾胃，质粘能和胃阴，性燥复扶脾阳。其所以上际，则辛入肺为之。所以至脑，则酸入肝为之。（外台述删繁论凡髓虚实之应主于肝胆）石脂确有补脑髓之理，千金赤石脂散，治冷冻饮料过度，致令脾胃气弱，痰饮吐水无时，本事方云试之甚验，盖即邹氏所谓联合其涣散者，谓石脂为胃药非脾药可乎。夫下之精秘，则上之髓盈。石脂补髓，亦半由于秘精。
秘精易而补髓难，故本经别录，皆于补髓上冠以久服字。千金羌活补髓丸不收石脂，而无比山药丸，曰此药通中入脑鼻必酸痛勿怪。入脑自指石脂，而石脂未尝专任，可知虚损之难疗而无近效也。
卷一
硝石、芒硝
（硝石，即火硝亦名焰硝；芒硝，硝之经煎炼而凝底成块者为朴硝，亦名皮硝，在上生细芒李濒湖谓：朴硝下走，火硝上升。火硝得火则焰生，与樟脑火酒之性同。本经言其寒，别录言其大寒；实乃大温。刘氏引伸其说，谓水硝治热之结。热结多属血分，所谓阴不降，阳不化者也。能行阴中之阳结，则阴降阳自化矣。火硝治热之郁，热郁多属气分，所谓阳不升，阴不畅者也。能达阳中之阴郁，则阳化阴自畅矣。邹氏又以火硝为性向阳，解自阴而阳之盛热；水硝为性向阴，故逐伏在阳之实结。斯三家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矣。虽然，愚窃有未安焉。阴阳之理，至为微妙，就物论物，易圆其说。以物合证与方而论之，则难于确当，难于莹彻。浑言之而深，何如切言之而浅也。火硝固上升而散，固在气分，然其升散者为阴中热郁之气，非阳中热郁之气。病在阴经、阴脏为阴，病有阴邪亦为阴。盖其辛温际上，咸苦入下，凡在上在下之病胥治之，而总归于解阴中之热郁。刘氏达阳中阴郁一语，得毋犹有可商。试核之证，来复丹、二气丹、玉真丸，皆阴邪中有伏热，金匮硝石矾石散尤彰彰者。惟大黄硝石汤用以下夺，不与升散之旨相戾欤？乃其证为黄瘅腹满小便不利面赤，热为阳邪，得湿而郁，且独在里，里实而表和，是亦阴中之邪也。阴中之邪，非咸苦何以得入。舍芒硝用硝石者，以表虽汗出而表间之湿热自在。硝石辛温胜于咸苦，故于大黄柏栀下夺之中，加兹一味以达表而散邪。夫火硝之不易明者，为其以温治热耳。若水硝以寒治热，曰走血，曰润下，曰 坚，曰破结，固宜古今无异词，然亦何尝易明哉。大承气、调胃承气、桃核承气，洵可谓去血中热结矣。独大陷胸汤丸用芒硝至一升半升，而其所治为结胸。纵云破结软坚，非多不济，独不虑下降之物，用之多不愈速其降耶。是则有故矣。芒硝乃煎硝时结之于上者，细芒如锋，质本轻于朴硝，味复兼辛，宁无上升之性，宁不入气分，后世且以治口舌咽喉诸热证，谓芒硝不能际上治上可乎。由斯以观，刘氏阴中阳结之说，恐亦有未然者。仲圣有言，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据此自非阴中之阳结。又凡仲圣用芒硝之方，皆阳证无伏阴。用硝石之方，则一证中有阴有阳。然则行阴中阳结者，乃硝石非芒硝。芒硝者，逐阳证之热结者也。芒硝咸寒胜于苦辛，多煮则下益速，下速则遗上邪，故仲圣必后纳微煮而少扬之。硝石辛温胜于咸苦，微煮则升之亟，升亟则不入下，故仲圣于二升中煮取一升而少抑之。此似二物正相对待。刘氏于二物亦似以对待释之，而不知非也。咸与寒皆阴也，其微辛不过挟有升性，并不能治阴邪。咸与温则阴阳异趣矣，温而兼辛，辛温而兼辛润，则必阴中有阳邪之证，始克任之。其中奥旨，猝不易悟，故曰非对待也。抑刘氏以入血分为阴中乎。血分为阴，则大承气当曰太阴病，不当曰阳明病。桃核承气当曰少阴病，不当曰太阳病。芒硝盖血药而亦不专入血者，与大黄颇有似处。大黄味苦入心，能开胸膈之热结，若与芒硝皆不宜于气病。胸膈之间，其能堪此重剂哉。邹氏以火硝向阳，水硝向阴，为脏病移腑，腑病移躯体之所以然，此尤不可不辨者。本经积热曰五脏，岂悉能入胃使胀闭。病曰百病，岂尽在于躯体。谓火硝性向阳，解自阴而阳之盛热。向阳自即入阳，何以先入于阴，宁得谓非其所向。谓水硝性向阴，逐伏在阳之实结。所逐在阳，所向亦必在阳，反是则有异谋，人固有之，物所必无。此等近似之谈，并无真理可求，徒眩人目耳。邹氏更有误者，谓己椒苈黄丸加芒硝以治渴，是去其痼癖，正使津液流行。小柴胡汤加芒硝以止痢，是去其积聚，正所以止下痢。噫，是亦不深思矣。己椒苈黄丸之证，原非固癖，大黄决不止用一两（有方解详大黄），芒硝亦不后加。况方后云：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是无芒硝，津液非不能生，岂加芒硝之津液与此有异耶。徐氏、尤氏皆云渴是胃热，故加芒硝，邹氏坐泥本经太过耳。柴胡加芒硝汤云：潮热者实也。热实无不下之理，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即所以治热实。云：纳芒硝更煮微沸，分温再服，不解更作。加芒硝非欲其解而何！？邹氏之说，何与相反，殆误会今反利句耳。不知仲圣明云微利，明云下非其治，下之而仍潮热，安得不以对证之下药继之，此读古书所以贵细心寻绎也。
卷一
甘草
甘草中黄皮赤，确是心脾二经之药，然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脾，心为一身之宰，甘草味至甘，性至平，故能由心脾以及于他脏他腑，无处不到，无邪不祛。其功能全在于甘，甘则补，甘则缓。凡仲圣方补虚缓急，必以炙用，泻火则生用，虽泻亦兼有缓意。如治咽痛肺痿，火在上焦者为多。以其为心药也，甘草泻心汤，是泻心痞非泻心火，泻痞有黄连芩夏，甘草特以补胃，故炙用。炙用而以甘草泻心名汤者，甘草之奏绩可思也。
李东垣谓甘草生用泻心火，熟用散表寒。散表寒之方，无如桂枝麻黄二汤。自汗者表虚，故桂枝汤以桂芍散邪风，姜枣和营卫。无汗者表实，故麻黄汤以麻桂散寒，更加杏仁。然解表而不安中，则中气一匮，他患随生。故二汤皆有炙甘草以安中。表实与表虚不同，故二汤甘草亦分多寡。可见用炙甘草者，所以资镇抚，非以资摧陷也。东垣不加分辨，非示学人以准的之道。
东垣又云：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肉急缩者，甘草宜倍用之。按小建中汤治里急腹痛，甘草炙用，病非心火乘脾。生甘草泻心火，而不治心火乘脾之腹痛。本经黄连主腹痛，治心火乘脾之腹痛，即仲圣黄连汤是。东垣之说，殊有未合。刘潜江发心火乘脾之义，而深赞之。邹氏又引东垣此说，以证栀子甘草豉汤之虚烦不得眠。不得眠岂是脾病。三君皆名家，而于甘草不细辨如是，真为不解。
王海藏谓附子理中汤用甘草，恐其僭上。调胃承气汤用甘草，恐其速下。按伤寒论无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之附子，腹满则加。腹满而加附子，盖以其为中宫药不可缺也。若恐附子僭上，则白通汤乃少阴下利用附子，何以反无甘草。至生用而不炙用，则固有义在。寒多之霍乱，非全不挟热，温中补虚，既有干姜参术，故加以生甘草之微凉，即别录除烦满，东垣养阴血之谓。以是汤用于胸痹，则生甘草亦因气结在胸，不欲其过守也。调胃承气汤，是治胃气不和之内实，以调胃为下，是下法之元妙者。舍枳朴而取炙甘草，以与黄硝一补一攻，适得海藏又谓凤髓丹用甘草，以缓肾急而生元气。窃谓亦非也。是方不知制自何人，名医方论云，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医方集解云，治心火旺盛，肾精不固易于施泄。其方义之精微，则未有见及之者。夫元阴听命于元阳，元阳听命于天君。故心火炽而感其肾，肾感之而阳动阴随有必然者。黄柏靖肾中之火，防肾中之水；火不作则阳蛰，水不泛则阴坚。砂仁摄火土之气于水，而使肾得藏密。然心肾二家，交通最易，治肾而不治心，未善也。生甘草泻心火，宁心气。大甘为土之正味，且能止肾水越上之火（洄溪语）。集解治心火旺盛一语，实即用甘草与人参，皆能补中气调诸药，而仲圣用于方剂，则确有分别，不稍通融。姑举二方以明之，厥阴病有呕吐则兼少阳，仲圣法，转少阳之枢，多以干姜黄连并用，余已着其说于干姜。干姜黄连人参汤，是以小柴胡汤加减，乃舍甘草而用人参，几不可晓。夫不曰食入口即吐乎。少阳上升之气，得食即拒，难缓须臾。甘草甘壅，讵能任受。人参甘与苦均，为和少阳之专药，枢机利则食自下，甘草所以非其匹也。其舍人参而用甘草者。栀子豉汤治虚烦不得眠，若少气则栀子甘草豉汤主之。此在粗工，必以人参益气矣。庸讵知人参益气而亦升气，栀豉汤之吐，由二物一升一降之相激，得人参则升不成升，降不成降，挟其补性，反足窒邪。夫懊 者反复之甚，少气者懊 之甚，非元气之有亏，乃郁热之伤气。栀豉能吐去其邪，不能安定其气，此仲圣所以有取于甘平清心火之甘草，而人参亦不得跻其列也。
邹氏以黄 桂枝五物汤为治下，治下制方宜急，急则去甘草而多其分数。桂枝加黄 汤为治上，治上制方宜缓，缓则加甘草而减其分数。于是于血痹则但摘尺中小紧句为病在下，且别引本篇首条以证其治下之说。不思尺中小紧，下句身体不仁，谓为非病，宁有是理。本篇首条本与本病不属，况有关上小紧句，岂尺中小紧为病在下，关上小紧亦病在下乎。于黄汗则摘腰以上汗出句为病在上，且别引本篇第二条以证其治上之说。不思腰以上汗出，下句腰驰痛小便不利，谓非下体，宁有是理。本篇第二条非本条之病而引之，则他条又有黄汗之为病，身体肿，汗沾衣等句，亦得谓但指上体乎。血痹篇尤注阐发宜针引阳气句，至为精审。黄 桂枝五物汤，尤云和营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引经语解此方，亦正切合。夫血痹者，痹在表不痹在里。以甘药代针，亦调其表非调其里。 桂姜枣，甘与辛合，所以补虚而宣阳。芍药佐桂，则能入营而调血。去甘草且加多生姜者，不欲其中守而欲其解表也。甘草中又有斟酌如此。以非桂枝汤加减，故不曰桂枝加黄 汤。然则桂枝加黄 汤，可不于桂枝汤一致思乎。愚于黄 已详着于方之义。甘草自是桂枝汤不可少之物，安得去之。桂芍减而甘草不减，则阳虚之与邪风有异也。邹氏不悟仲圣制方之所以然，而肆其臆说，疵 丛生，无谓甚矣。
卷一
黄
营气始手太阴而出于中焦，卫气始足太阳而出于下焦。营奉胃中水谷之精气以行于经隧，卫举胃中水谷之悍气以行于肌表。黄 中央黄，次层白，外皮褐，北产体虚松而有孔，味甘微温，叶则状似羊齿，明系由胃达肺，向外而不中守。有外皮以格之，却又不泄出。独茎直上，根长二三尺，故能由极下以至极上。凡其所历皆营卫与足太阳手太阴经行之境，论其致用，则未易一二明也。
刘潜江疏黄 ，以治阳不足而阴亦不利之病，不治阳有余而阴不足之病，与阳不得正其治于上，阴即不能顺其化于下四语，最为扼要。其解内经阳者卫外而为固，阴者藏精而起亟，虽稍落宽廓而理固如是。乃邹氏以阳不胜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与卫外起亟，强为牵合。不知卫生总微论，以黄 一味治小便不利，乃提阳于上而阴自利于下也。即经所谓起亟，刘氏所谓顺其化于下也。五脏气争之九窍不通，则是阴之争而非阴之不利，与此盖毫厘之差耳。
黄 与牛膝，皆根长二三尺，别录皆言利阴气。惟牛膝一茎直下而味苦酸平，黄 一茎直上而味甘微温。故牛膝利阴气，是下利其阴气。黄 利阴气，是从阴中曳阳而上而阴以利。牛膝有降无升，黄 有升无降，皆屡验不爽。刘氏谓黄 先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邹氏谓黄 能升而降，能降而升。此盖黄 疏营卫之后，营卫则然，黄 无此狡狯也。
凡药之用宏而不专主于一者，辨之不精，即致贻误。如黄 补表而不实表，不实表故不能止汗。如人参之属，疏表而不解表，不解表故不能发汗。如麻黄之属，其亦能止汗、发汗者，则借黄 疏通营卫、调和阴阳之力也。金匮方黄 无不生用，后世多以蜜炙。然遇中虚之证缪仲醇谓黄 功能实表，有表邪者勿用。岂知黄 惟不实表，故表邪亦有用之者。如本经之排脓止痛，金匮之治风湿、风水、黄汗，皆堪为不实表之据。若伤寒之邪，宜从表泄，黄虽不实表，而亦无解表之长，且有补虚羁邪之患，断非所宜也。
足太阳脉上额交巅，黄 入太阳经，故能上至于头。膀胱与肾为表里，故亦能益肾气以化阴而上升。凡方书治尿血等证皆是。汪 庵云：阴虚者宜少用，恐升气于表而里愈虚。斯言得之矣。
试以金匮用黄 诸方言之：小建中汤尤在泾诠解之精，实胜诸家。惟黄 建中汤加黄两半，第视为充虚塞空，则失之泛矣。诸不足三字所该者广。营卫二气，岂能升降无愆。芍药用至六两，意在敛里破脾结。加黄 则为疏营卫之气，俾胃中津液，得输于营卫而无阻。
核之黄 桂枝五物汤，黄 与生姜俱较此加倍，且减芍药去甘草，显为宣通血痹而然。岂建中加黄 ，是徒取补塞乎。桂枝加黄 汤之黄 ，则尤非徒补之谓矣。黄汗与中风汗自出之汗，同为邪汗，同宜化邪汗为正汗，桂枝汤正的对之方。然黄汗由于阳虚，与桂枝证之但须泄邪者，瘥有不同，故减少桂芍而加疏表补虚之黄 ，以泄邪而化气。至腰 痛，身重，小便不利，则由阳不下通，尤非黄 不能下疏其卫。黄瘅脉浮亦用之者，正以黄 为太阳药也。然则 芍桂酒汤，何为抑之以苦酒哉。盖黄汗同而身肿不同，渴亦不同。肿则阳微表虚，不任汗解，渴则水气郁于三焦，肾阴不得上朝，自当以通阳化气泻水为亟。 芍桂枝取以通阳而化气。苦酒则泄热泻水而下达，三物得之，由三焦一气直下也。去生姜者，不使横扩也。去甘枣者，恐其中停也。用黄 特多，则因其虚。以补剂驱邪，故须六七日乃解，无速效也。防己黄 汤治汗出恶风，而不以桂枝汤加减者，以彼无湿此有湿也。风水亦用此方，以与风湿无异也。风湿例用麻桂，而此不用者，盖彼为身痛，此则身重，身痛者风盛而喜动，身重者湿盛而喜静。脉浮则邪仍在表，表可不解乎，然汗已出而虚虚可虑。湿可不驱乎，然湿即去而风必愈淫。惟防己解肌表之风湿，直泄而不横泄。黄 宣营卫之壅蔽，疏表而亦补表。脾土强则能胜湿，故佐以术甘。姜枣多则妨身重，故减其分数。又以后坐被上，被绕腰下，助下焦温化之气，而邪得以微汗而解。视夫徒知发汗利水补虚，而不能与病机相赴者，真有霄壤之别。
皮下例宜发汗，而防己茯苓汤，虽水气在皮肤中而脉不言浮，四肢则聂聂动而肿。经云：肉蠕动名曰微风。是水浸其脾，脾阳不能达于四肢，而又为微风所搏，故动而肿。动而不痛，脉不浮，则发汗非宜。防己为风水要药，偶以茯苓，使直泄于小便。病在皮肤，非黄不能汗出表虚而宜止汗之证，而四逆加人参与茯苓四逆诸汤，仲圣用人参不用黄 ，以参能实表， 不实表也。感伤风寒而宜发汗之证，如桂枝与麻黄诸汤，仲圣绝不加 ，以表有邪，非表之虚也。表有邪而挟虚者，则参不宜而 为宜。然 能直疏不能横解，且性味甘温，驱邪岂其所胜。故风湿、风水、黄汗等证，仲圣用黄 ，亦只为防己茯苓之辅而已。惟补虚通痹，则 之专司。故黄 建中汤、黄 桂枝五物汤，皆以黄 统率全方。仲圣之辨药，可谓精矣。后世用黄 为表剂而至当者，无如唐书许允宗之治柳太后病风，以黄 防风煮数十斛，于床下蒸之，药入腠理，一周而瘥。此必尚有外证可凭，故开手即以解散风邪为治。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云：大气一转，邪风乃散。夫补虚散邪，法亦多端，而黄 防风收效若是之捷者，何也？病者脉沉口噤，自属经络机窍为风邪所中，阳虚而阴壅，大可想见。黄 非风药，而补阳利阴，通其气道，厥有专长。防风得之，乃克由阳明达表，大驱其风。此其得诀，在认定脉沉可任黄 ，否则遇中风脉浮汗出而用之，不愈助其虐乎。宋人许叔微医学至深，而其用黄 ，则似不如允宗之当。本事方载邱生病伤寒尺脉迟弱，叔微谓未可发汗，而以黄 建中加当归，先调其营血，极为有见。然尺弱宜兼益肾阴，而用由太阳上升之黄陆定圃冷庐医话，载许辛木部曹谓其嫂吴氏，患子死腹中，浑身肿胀，气喘身直。其兄珊林观察，检名人医案得一方，以黄 四两，糯米一酒钟，水煎与服。即便通肿消，已烂之胎，成十数块逐渐而下，一无苦楚。又山阴王某患肿胀，自顶至踵皆遍，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许亦告以前方，煎一大碗，服尽而喘平，小便大通，肿亦随消。继加祛湿平胃之品，至两月后，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更医痛诋前方，迭进驱湿猛剂，竟至危殆。仍以前方挽回，用黄 至数斤，脚肿全消而愈。黄 治肿胀有此大效，得不诧为异事。然此亦仲圣早有以示人者，金匮凡水湿之证，身重身肿，皆不禁用黄 ，皆使水湿下行。许氏所治亦是水肿。内经三焦为水道，膀胱为水腑，黄 从三焦直升至肺，鼓其阳气，疏其壅滞。肺得以通调水道，阴气大利，此实黄 之长技。其脚面之不易消，与用 至数斤，盖由仅仗此一味，而制方之
卷一
人参
一物而毁誉交集者，惟人参为最。好补之家多誉，好攻之家多毁，其誉者复有补阴补阳之各执，而不知皆非也。徐洄溪、邹润安，则能得是物之性用矣。徐氏云：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补气而无刚燥之病，又能入于阴分。邹氏云：凡物之阴者，喜高燥而恶卑湿；物之阳者，恶明爽而喜阴翳。人参不生原隰污下而生山谷，是其体阴；乃偏生于树下而不喜风日，是为阴中之阳。人身五脏之气，以转输变化为阳，藏而不泄为阴。人参兼变化藏守之用，且其色黄味甘气凉质润，合乎中土脾脏之德。所由入后天而培先天也。至论病之何以需参，参之何以愈病，则二家犹未得其当。而陶隐居功同甘草之说为有见矣。盖甘草者，春苗夏叶秋花冬实，得四气之全。而色黄味甘，迥出他黄与甘之上，故能不偏阳不偏阴，居中宫而通经脉和众脉，与人参有相似之处。窃谓得此一言，可以测参之全量。虽然，病之非参不治者，讵能代以甘草。甘草自甘草，人参自人参。欲知人参之真，非取仲圣方融会而详辨之，庸有冀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为三阴之枢。凡言枢者，皆一经中有阴有阳，入则为阴，出则为阳，犹枢机之转移。少阴水脏而寓君火，固阴阳兼具矣。少阳似有阳无阴，然藏于肝叶，是一阳初生而尚不离乎阴，故二经相感极易。肝病有热即挟胆火，胆病有寒即挟肝风。肝气之上逆即胆，胆气之下降即肝。往来寒热虽少阳病，却非全不涉肝，以阳之稚，不能竟远乎阴，而有出入相争之象也。争则宜解宜和，人知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不知柴芩专解邪，参乃所以和之。病兼阴阳，何以解之第有寒药？盖此固少阳势重，退少阳则厥阴自靖，且有人参调停其间，何患寒热之不止。参为少阳药有凿凿可据者，泻心汤心烦无参，而胁下有水气则用之。胸痹诸方无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之。即小柴胡汤有加减法，而独于呕于渴于胁下痞硬不去参，此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
少阴之贵于和者，躁是也。烦出于心，躁出于肾，故栀子豉汤、黄连阿胶汤治烦无参。
烦不必兼躁，躁则必兼有烦。烦与躁兼则有阳证有阴证，阳证乃太阳表实、阳明腑实之下侵及肾，非肾自病，故大青龙汤、大承气汤治烦躁无参。阴证则为肾病上干及心，肾阳几亡，肾阴岂能独善，故吴茱萸汤、茯苓四逆汤治烦躁有参。又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
用参于和，有和其本腑本脏之阴阳者，少阳少阴是也。若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则以证有寒热而和之；木防己汤，则以药兼寒热而和之；桂枝人参汤，所以联表里之不和；生姜泻心汤，所以联上下之不和；大建中汤，又以椒姜之温燥而化之使和。和之道不一，而不善用之，心为牡脏，烦而补之，则烦弥甚。然小柴胡汤烦而兼呕不忌（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谓烦而呕则不去也。徐氏伤寒类方注误），白虎加人参汤烦而兼渴不忌，以呕渴皆少阳木火为之，胸胁满硬呕吐，各有正治之药，用参特以和阴阳耳。然生津止渴，则参有专长，不必定用于少阳。故津为热劫之阳明证，白虎加人参汤亦用之。土虚而津不生之太阴证，理中丸亦用之。若渴饮而有水蓄于中，小便不利者，参则不过问也。
止渴有不需参之证，生脉则惟参独擅。盖脉生于营，营属心。心体阴而用阳，惟冲和煦育之参，能补之。故白虎加人参汤之暑病脉虚（脉不虚者，必有兼证，非正暑病也），四逆加人参汤之脉微，通脉四逆汤之脉不出，炙甘草汤之脉结代，皆必得有参。参之力，入肾者轻，入心者重。故足少阴得其和，手少阴得其补，亦可为阴中之阳之一证矣。
参之功在补虚，虽止渴亦补，然止渴与生脉，第证状之显著者耳，参之补岂止是哉。其色黄，其味甘，其全神自注于脾，而扩之，又能无处不到，故建中汤之名，在饴不在参，以参之不可以一得名也。今试约举仲圣方之用为补者而言之：补脾如理中丸、黄连汤（参治腹中痛），补胃如大半夏汤、甘草泻心汤（许氏内台方有人参），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已列如上，他如薯蓣丸，温经汤之补，殆不胜其指数，参之补可不谓广也乎。心痞最不宜参，然以参佐旋复姜夏，则参可用于散痞矣。腹胀最不宜参，然以参佐浓朴姜夏，则参可用于除胀矣。参能实表止汗，故有表证者忌之；若汗出后烦渴不解，于寒剂中用之何妨。参能羁邪留饮，故咳证忌之；若肺虚而津已伤，于散邪蠲饮中用之何妨。
参治往来寒热，似疟皆可用参矣，然外有微热即去参。外台于但寒但热、寒多热少之疟，亦俱无参，惟疟病发渴者用之。盖补虚则助邪，寒热不均，则不可以遽和，人参止渴，辅芩栝之不逮也，参惟益阴，故能生津。利不止，虽脉微欲绝亦不加参，以利则阴盛而参复益之也。
然下与吐兼，或吐下之后，其中必虚，津必伤，参又在所必需。盖中土有权，则上下悉受其范，而不敢违戾也。
徐洄溪以邪正之分合，定人参之去取。邹润安更指小柴胡汤之去参，为邪合之据；桂枝新加汤之有参，为邪分之据。论似精矣，而实有不然也。身有微热，邪尚在表，若又加以实表之参，则邪益胶固而不解，故必须去之。新加汤发汗后其表已虚，不虑参之实表，脉沉迟，尤宜参之生脉，以身疼痛之表邪未尽，故尚需桂枝汤驱邪，惟不能敛外散之气，振内陷之阳，加芍药则散者敛，加生姜则陷者振，更加以参，则脉不沉不迟表不虚，合内外同归于和。此二方去参加参之所以然，而徐氏、邹氏未见及此。不知参者，善和阴阳，专用以和正，不用以驱邪；于驱邪之中而加以参，稍一不当，害即随之。故必得如新加汤，驱邪之他药，不致以人参堕其功，和正之人参，且能为他药弭其隙，始为真知参而用之无误。况邪正之分合，当以去某经入某经，及病气之进退衰旺为言，不当以一证一脉，判邪正定分合。伤寒之邪，不与正俱陷而终驻于表者，未之有也，何邹氏之疏耶。
伤寒温热两证，参之出入，关系极重，仲圣之法亦极严。后人得之则效，失之则不效，竟有彰彰难掩者，试更详之：伤寒有表证者，仲圣绝不用参，不特麻黄大小青龙桂枝等汤，丝毫不犯也，即小柴胡汤，外有微热，亦且去之。黄连汤，有桂枝而并无表证。桂枝人参汤，有表证而参不以解表。柴胡桂枝汤，表里之邪俱微，故表里兼治，表里兼治，故用参以和之。此伤寒定法也。温热病，仲圣不备其方，而要旨已昭然若揭。黄芩汤，后世奉为温病之主方，未尝有参。白虎汤，治阳明热盛，效如桴鼓，亦未尝有参，必自汗而渴且无表证者用之。此温热定法也。迨自隋唐而降，仲圣法渐置不讲，相传之方，如活人书之人参顺气散、独活散，未见有宜用参之候。许叔微以白虎汤为治中 而不加参，皆诚有可议。然其他变仲圣方而不失仲圣法者，不可胜举。如以羌防取伤寒之汗，葱豉取温热之汗，俱不佐参。其佐参者，五积散邪兼表里，攻其邪复和其正，栝蒌根汤则以渴甚，参苏饮则以脉弱，升麻葛根汤则以脉弱而渴。至萎蕤饮治风热项强急痛四肢烦热，参似不宜矣；而以葱豉散外，萎蕤清里，因风热烁津，故加人参以和表里而生津。凡袭用之佳方，未有能出仲圣范围者。至败毒散，方书有无人参者，其原方本有人参，无表里上下应和之故，而欲扶正以驱邪，过矣。乃喻西昌以治其时大疫，倍加人参得效，则非法之法，仍以仲圣方为根据。何以言之？盖值饥馑兵燹之余，正气 败。幸其虚非劳损之虚，又用之于群队表药，补之所以有功。仲圣以白虎汤治中 ，因虚而加参，正是此意。然伤寒有表证之虚，与温热身热之虚不同，为祸为福，消息甚微。审辨不易，彼于原方删人参者，其亦有见于此矣。
以上所言人参之治，惟真正大参，试之甚验。若今之党参，有甘无苦，何能与人参比烈。即别直等参，亦未足言冲和煦育之功。要其为补，皆与人参相近，故防误用之弊，亦当与人参并视也。
卷一
沙参
本经沙参主血积、惊气、除寒热。血积二字，惟徐氏最为得解，云沙参为肺家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之。曰理血，曰血阻，曰清之，恰合沙参治血之分际。与桃仁为肺药而主瘀血之闭者，大有不同。热伤其气，斯气阻而血亦阻，心以扰乱而有惊气，营卫愆其度而有寒热，非甚重之证，故得以沙参主之。别沙参生于沙碛而气微寒，色白而折之有白汁。茎抽于秋，花开于秋，得金气多。味微甘则补肺中之土，微苦则导肺气而下之，金主攻利，寒能清热，复津润而益阴。故肺热而气虚者得之斯补，血阻者得之斯通，惊气寒热，咸得之而止。
肺恶寒，咳嗽由肺寒者多，故徐氏戒用沙参；然卫生方用沙参一味治肺热咳嗽。曰肺热，则
卷一
桔梗
桔梗能升能降，能散能泄，四者兼具。故升不逮升柴，降不逮枳朴，散不逮麻杏，泄不逮硝黄。盖其色白，味辛，气微温，纯乎肺药（肺恶寒恶热）。而中心微黄，味又兼苦，则能由肺以达肠胃。辛升而散，苦降而泄，苦先辛后，降而复升，辗转于咽喉胸腹肠胃之间。
本经所桔梗实不入肾，仲圣桔梗汤治少阴病咽痛，是肾家邪热循经而上，肺为热壅，以桔梗开提肺气，佐甘草以缓之，自然热散痛止，并非治肾，邹氏之论极是。气为血帅，气利则血亦利，故桔梗汤并主血痹。推之排脓与治肺痈，治结胸，仲圣诸方，无不与本经吻合。即肘后方治肠内瘀血，丹溪治痢疾腹痛，亦只如其分以任之耳。
物理至微，古圣何能尽言，得其旨而扩之，方为善读古书。易老舟楫之剂载药不沉之说，大为张隐庵所訾。其实桔梗降而复升，性与肺比，不易下沉，外科于上焦痈疡，所以非此不可，洄溪评外科正宗无异言。且易老以为舟楫之剂者，与甘草同用也。桔梗得甘草，自更羁留于上，名之为舟楫何害。至备要表散寒邪一语，桔梗岂胜发汗之任，骤阅之不无可诧，然古方表剂固多用之。盖其开提气血，通窍宣滞，与羌防橘半等为伍，殊有捷效，鼻塞尤宜。
惟属以偏裨之任则可，若竟恃为表剂，则不能无弊。又徐氏谓咳证用桔梗，是宋以后法，升提究非所宜。不知肺苦气上逆，而气逆之因不一。若肺感风寒，气不得宣而逆而咳，非开肺郁而提出之，曷云能瘳。况桔梗白散治咳而胸满，载在外台。洄溪盖尝讥叶氏未阅外台者，何遂忘之谓是宋后法也。
桔梗与芍药，皆能治痢疾腹痛。惟桔梗是治肺气之郁于大肠，散而上行。芍药是治脾家血中之气结，破而下行。若非滞下之痢，二者皆不相宜。伤寒金匮两书，凡云利者即是泻，非今之所谓痢，痢则必加下重字以别之。故真武汤若下利者去芍药，四逆散治泄利下重不去，通脉四逆汤治下利清谷本无芍药，腹中痛始加之，以其为姜附之佐，于里寒无伤也。咽痛去之者，芍药不能散上结之阳也。桔梗之加，全为咽痛。虽不治利而利时不去，与芍药不去之意正同。利不止，无怪脉之不出，利止而脉不出，则桔梗之散，大有妨于生脉，与芍药之有妨咽痛亦同。故必须去之而加生脉之人参，此仲圣或去或加之所以然也。邹氏不达，而谓芍药止腹痛下利，桔梗亦止腹痛下利，误之至矣。
卷一
知母
知母为肺胃肾三经清气热之药，洁古、东垣、丹溪，咸以知母与黄柏为滋阴之品，后人遂视为补剂。知母之润，虽不似黄柏之燥，然寒滑下行，使热去而阴生则有之，究无补性能益阴之不足。即以泻邪火，亦当适可而止。否则降令太过，脾胃受伤，真阳暗损，诚有如李濒湖所言者。
散皆无知母，白虎汤有知母而无渴证，加人参乃始治渴。盖以阳明热盛，清热诚要；然膏知无益阴生津之能，于清热之中再加以人参，则病去而正即复，其用意之周密，千金外台且逊之，桂枝芍药知母汤，仲圣之用知母，即本经所谓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者。邹氏解之，但以知母为治火阻于下，则未免肤浅。试历引他说以补之：张隐庵云：知母皮外有毛，故除皮毛之邪气；肉浓皮黄，兼得土气，故治肢体浮肿。张石顽云：除邪气肢体浮肿，是指湿热水气而言。叶香岩云：肾恶燥，燥则开阖不利而水反蓄，知母寒滑，滑利关门而水自下。合观三说，而此方之用知母，可晓然矣。
卷一
白术
邹氏云：脾主升举清阳，胃主通降浊阴，皆属土而畏湿。术开花于初夏，结实于伏时，偏于湿热弥漫之际，显其有猷有为，确知其入脾胃，能力固中气，外御湿侮矣。刘氏亦脾胃同论，而以为先胃而后及脾。张隐庵则专主益脾而不及胃。窃思胃为阳明燥金，脾为太阳湿土，土必名湿者，即隐庵所谓土有湿气，始能灌溉四旁，如地得雨露而后发生万物也。白术味甘多脂，有似湿土，非脾之正药而何。其肉白，老则微红，味复带辛，故能由脾及胃而达肌表白术除脾湿，固中气，为中流之砥柱。其散表邪，非辅以麻黄桂枝附子之属，不能由肌肉而透皮毛。盖其味浓而甘，擅长于守也。麻黄桂枝附子，为走散风寒之剂，加以白术除湿，则为治风湿，治寒湿。无湿不加，故麻黄桂枝附子多用于伤寒太阳病，而术惟有水气始用之。邹氏云：仲圣治风寒湿痹方，多有不用术者，以术于风胜湿胜者为最宜，寒胜者差减。
盖风胜必烦，湿胜必重。金匮中治痹用术诸方，非兼烦必兼重。或云身烦疼，或云身体疼烦，或云骨节烦疼掣痛，或云腹重，或云头重，或不烦不重，而云身体疼、手足寒、骨节痛，是析风与湿与寒而三之矣。不知仲圣方言烦者未尝不兼湿，言重者未尝不兼风，言寒者未尝不兼风与湿，核诸本经主风寒湿痹，无不吻合。邹氏徒泥于字面而不知细审，遂并白术性用而胥失之矣。
凡仲圣方用桂至四两，必为利小便与下肾邪，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又明云大便硬小便自利去桂，大便不硬小便不利当加桂，是桂枝之能利小便无疑矣。乃尤氏解此方云：大便硬小便自利，知其人在表之阳虽弱，而在里之气自治。则皮中之湿，所当驱之于里，使水从水道而出，不必更出之表以危久弱之阳，故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术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于以并走皮中逐水气。夫去桂以小便利也。今去桂而犹欲驱湿从水道出，不知其意何居。况既云当驱之于里，不必更出之表，而又云加白术合附子，以并走皮中逐水气，不仍出之于表乎。是尤氏于本条语意，全未体会。邹氏之说，差胜于尤，而亦未见其当。其解去桂加术也。曰：脾健则能制水，水在内能使下输膀胱而大便实，水在外能使还入胃中而大便濡。夫谓使在内之水下输膀胱，实非术之能事。仲圣加术，正取其不利小便。谓使在外之水还入胃中，则殆以大便硬而更崇其土，理不可晓，作此当然之想耳。按仲圣云，三服尽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可见术附并用，是使水从表除，不从里泄，即水不还入胃中之据。或谓如大便硬何。曰：小便数者，大便必硬，此小便自利，即小便数也。皮中之水不当留而留，水府之水当留而不留，脾不举其职，而肠胃与膀胱之传化咸乖矣。去桂加术，则小便节而本有之津液不随之而亡，亦脾职复而后致之津液可由是而裕；水湿外除，津液内蒸，谁谓白术之加，不足以濡大便哉。
白术大明主反胃、利小便，洁古主生津、止渴，殆不善会仲圣方而致误耳。五苓散药止五味，而交相为用，中多奥旨。夫所谓脉浮发热者，表证也，烦渴小便不利者，里证也。太阳表邪化热传本，因而渴饮，因而水蓄不化，因而小便不利。解表止桂枝一味，治里亦第利水而不涤热，且利水用至四味，不更助燥增热乎。要知表未全解，尚属阳中有阴，不似阳明病可任寒药。水为阴邪，非辛甘温不化，桂枝虽不以利水，而化气必藉桂枝。猪苓茯苓亦太阳药，协桂枝则利水而亦解表。五味分两皆甚少，且以散服，多饮暖水，为出汗计者至矣。
而治里之法即具于其中。桂枝最少，欲其达表；泽泻最多，取其咸降；更以白术一味益中气，收水湿，安靖上下；而后表无不解，水无不行。表解水行，则热自撤，渴自止。若谓术能止渴、利小便，则实非其所长。茯苓泽泻汤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胃反，是脾伤不磨，并挟饮邪，故以白术健脾胜水，非以止胃反。生姜半夏为治呕吐之专药，方有生姜无半夏者，以渴忌半夏也。白术味甘多脂，原能生津，观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之治大便硬可见。然其性燥，用于有水湿之证，诚能使脾运而津生。若阴虚津枯，责效于白术，则白术谢不敏矣。
术之或去或加，见于理中丸者为多，欲明用术之道，于此求之，思过半矣。曰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肾气动，是欲作奔豚之征兆，以桂四两降而泄之，原有成法，见于伤寒金匮两书。加桂可矣，去术何为？夫土能制水，故千金以白术治髓溢，似此证正宜崇土；然术能御之不能泄之，不去术，则术横亘于中，足以掣桂之肘，此加桂所以必去术也。曰：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二两；下多者还用术。猪苓汤、五苓散、茯苓泽泻汤，皆有吐不去术。生姜泻心汤、黄芩汤、四逆汤、白通汤，皆有下利不用术。兹何为不然？不知此为寒霍乱言耳。吐多者吐多于下，下多者下多于吐。吐多于下，则里湿尚轻而胃逆为甚，加生姜是以辛散之，去术为甘壅也。下多于吐，则脾湿重矣，健脾除湿，非术不可。故吐多去之，而下多必还用之。曰：渴欲饮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术非治渴之物，此不特不去而更加于前数，何故？盖理中所以温中，所以治寒多不用水之霍乱。今渴欲饮水，自非燥热之渴，乃因吐利重丧其津，而脾弱不振也。是虽有参以生津，而参以气胜，术以味胜。味胜者培中土而滋化源，尤为得力，故不加参而加术也。曰：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洄溪谓阳虚，尤氏谓气脾，邹氏谓脾实。按证是脾寒，金匮有腹满为寒之文，又观所加为附子，其为阳虚无疑。若是脾实，则当与以浓朴七物大柴胡大承气之属，与此悬绝矣。四逆温肾用姜附，此温脾亦用姜附。盖肾寒阳虚，必侵及脾，故以姜辅附。脾寒阳虚，其源由肾，故以附辅姜。其必去别录术除心下急满一语，须连上消痰水看；然术不能独任其责，亦惟中虚者宜之。金匮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苓桂术甘汤，四味皆相协以成功，无一味可缺。用于伤寒，则茯苓增一两以急下其水，白术减一两以微损其壅，为其气冲故也。而要非吐下之后，未必以术补虚。桂枝人参汤，证兼心下痞硬，而其用术也，以数下之后，利下不止，虚亦甚也。
惟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表证未罢而去桂，心下满痛而加术，几令人不解。然服桂枝汤或下之，虽不切中病情，而病气亦已衰矣。头项强痛、翕翕发热，而脉不云浮，亦不恶寒恶风，翕翕乃微开微阖之象，是未可与头痛发热并论者，独水停心下满而微痛、无汗而小便不利，邪无从出，为是证之关键。盖太阳为寒水之府，头顶乃太阳经脉之所至，若非水停心下，前服桂枝汤即强痛可除。其不除者，半由寒水之不下行也。桂枝一味，无汗固忌，不治表亦无需乎桂，故去之。利小盒饭首推茯苓，故加之。水气因阳气不充而停，不益其气，病机不转，术益气而除湿，故加之。虽然甘壅之术，非满痛之心下所宜，其所以得收其效者，独赖有芍药以敛之耳。况术为脾家准对之药，得芍药自疾趋而入脾，得茯苓又相协而利水，水行则满痛必除，太阳之微邪，何至仍踞于表。甘草乃白术补虚之佐使。姜枣调营卫，使邪无所容，别录术主大风在身面，其所谓风，即海藏谓术补肝风虚之风。刘氏云：阳虚阴蓄，久而阴不化，则阳从之而化风，是谓风虚。又云：阳蓄阴中则气虚，气虚则生湿。是术之治风仍不离乎湿。金匮附近效术附汤一方，即治风虚之证也。别录又主风眩头痛目泪出，下句接以消痰水，盖以风眩本于痰水，消痰水即所以治风眩。邹氏谓湿与水与饮是一源三歧，历举金匮治眩与治湿治水各方以证之，并谓本经止汗除热，多系风湿相搏之证，如五苓散、防己黄汤、甘草附子汤，皆止汗除热之验，而不得用于温热之汗出身热，洵属确论。然其于金匮有不得其解者，谓小半夏加茯苓汤，治饮眩而不用术，以心下痞故。夫小半夏汤治呕吐之方也，药止三味，而必以小半夏加茯苓名之，明乎此以止呕吐利水为治也。虽然，呕吐因膈间有水，因膈间有水而眩悸，皆术所宜从事，即心下痞因饥而得者，亦何尝忌术；乃绝不许术阑入其间，诚不可解。愚盖细思而得其故焉，仲圣下字皆极有斟酌，呕吐而曰卒，卒字讵容忽过，呕吐由于卒致，则必膈间本无宿水，或因清阳偶弛，饮停不化，遂胃逆而为呕吐。脾固无恙，无虑其虚。以姜夏宣阳降逆于上，茯苓利水于下，足以疗之而有余。若再以甘壅之术，横于膈间，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枳实薤白桂枝汤之治胸痹也，曰人参汤亦主之，一证而虚实不同，药即攻补相反，术之宜与不宜，不益可见哉。
卷一
黄连
王海藏云：黄连泻心实泻脾。刘氏释之，谓中土为心之用。心之用病即病乎心，是直以心病统归之脾病矣。脾病固能传心，心病岂能不传脾。夫苦入心，火就燥。黄连苦燥而寒，诚为手少阴除湿热之药，而其花黄实黄根黄，脾与肠胃亦皆其所司。特气味俱浓，惟治血热不治气热。故其功用首在心脾，次及肠胃。肠胃所治，亦属血中之热。肝肾亦得以黄连治者，盖其茎叶隆冬不雕，根则状如连珠，禀寒水之气而直抵极下也。其为入血，更不待言矣。
本经黄连主腹痛，黄芩不主腹痛，显以黄连为足太阴药。金匮小柴胡汤腹中痛去黄芩，黄连汤腹中痛不去黄连，正与本经适合。然黄连汤是以干姜人参治腹痛，黄连半夏治呕吐（说详大枣），呕吐为胃病，而胃热必侵其脾，故腹痛亦非纯寒之证，兼有借于黄连。黄连所以标方诸泻心汤，大黄黄芩或用或否，黄连则无不用。心痞固非黄连不治，与干姜并用，则为除胃热之心痞，倚任之重，厥由于是。乃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名为泻心而加以大黄荡实，几令人疑，然而无庸疑也。二物同能泻心，同能除胃热。惟黄连燥而不走，协大黄则走。渍以麻沸汤而不煎，且须臾绞汁，不使药力得尽，正是攻风痞之妙法。他处用以荡实者，曾有是乎。尤在泾云：阳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气；阴经之寒变为热，则归于血。阳经之热，或有归于血者；阴经之热，则必不归于气。此即阴经之寒变热而以血药泄热者所谓气痞，盖血中之气也。心下若按之不濡，脉若不浮，不得谓之气痞，必不药渍而不煎。脉浮在关上，又即胃热用大黄黄连之所以然。是方与论固两相针对矣。至附子泻心汤，寒热互治，人所易晓，独又加黄芩何耶？盖附子气药，浮中沉无所不至，刘河间所谓乌附气暴能冲开道路者。以大黄黄连攻痞而下泄，附子扶阳而上行。譬之剿匪，夹击之后，难保无有余匪之窜逸者。加黄芩，所以除气热之由夹击而致者也。凡仲圣方计虑之周，类多如是，何见及者之鲜哉。
以大黄辅黄连之不逮，推其法以治滞下，变渍为煎，亦属大妙。张洁古制芍药汤，用黄连木香于芍药大黄之中，颇得仲圣之意。直指之香连丸则少逊矣，盖黄连苦燥，木香苦温，皆气味俱浓，二物并用，未足以相济而不免于实肠。刘氏甚赞此方，谓气虚而有热者，舍寒凉无以为治，但寒凉必益其虚，和以木香，则寒凉更得奏功。窃谓木香固能调气，然不能调气虚有热之气。即寒凉药，黄连与大黄亦殊不同。缪氏论木香云，肺虚有热者慎毋犯之，刘氏何不审之甚。抑香连丸在直指，不得谓无深虑也。黄连二十两，以吴茱萸炒令赤，去吴茱萸不用，木香四两八钱，不见火，醋糊丸，配合炮制，悉有法度。总不欲以苦燥苦温之性滞于肠间。后人纷纷加减，大失其旨。粗工又于病者初起而用之，闭门逐贼，鲜有不蒙其害者矣。
昔人以芍药治腹痛为土中泻木，余主邹氏破阴结之说，独谓以木疏土（说详芍药）。若黄连治腹痛，真乃土中泻木矣。夫肝与胆为表里，热必属胆，寒必属肝，热而不上冲，则为肝阳乘脾，腹乃作痛。左金丸治胁痛之方也，而以治腹痛极效，抑青丸亦然。一以吴茱萸一两，佐黄连六两，一以吴茱萸汤浸黄连一宿。盖肝主疏泄，二味合用，使肝热下泄而脾土得安，此固为土中泻木矣。即就黄连思之，黄为燥金，苦能达下，亦具有制木之义。第以吴茱萸佐之，更开其去路耳。
黄连之用，见于仲圣方者，黄连阿胶汤、泻心汤，治心也。五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治胃也。黄连粉，治脾也。乌梅丸，治肝也。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也。其制剂之道，或配以大黄芍药之泄；或配半夏栝蒌实之宣；或配以干姜附子之温；或配以阿胶鸡子黄之濡；或配以人参甘草之补：因证制宜，所以能收苦燥之益而无苦燥之弊也。
卷一
黄芩
人知黄芩为少阳药而不识其所以然，窃思其色青胜于黄，得甲胆之气，又中空似胆府，气寒能清胆热。胆属少阳相火，相火者佐君而行其令者也，人赖此火以动作云为，故气分之热，金以黄为贵而黄属土，黄有土金相兼之德，故黄芩亦入肺胃与大肠，表里之热无不能解，本黄连入心脾，而心脾皆主血。黄芩入胆肺，而胆肺皆主气。邹氏三偶之说，全然未当。
即如黄芩汤，是用黄芩清少阳气热。其加芍药，亦非用以入血（说详芍药）。
本经黄连主肠 腹痛，黄芩主肠 不主腹痛。观仲圣黄芩汤、黄连汤之治，正相符合。
盖腹痛为太阳病，或寒或热，必涉于血。黄连入脾清血热而兼入心胃，故治腹痛亦治肠 。
黄芩为胆经气药，能由肺达肠胃而不能入统血之脾，故治肠 不治腹痛。洁古以为治脾湿者，未
卷一
柴胡
人身生发之气，全赖少阳，少阳属春，其时草木句萌以至鬯茂，不少停驻。然当阴尽生阳之后，未离乎阴，易为寒气所郁，寒气郁，则阳不得伸而与阴争，寒热始作。柴胡乃从阴出阳之药，香气彻霄，轻清疏达，以治伤寒寒热往来，正为符合。邹氏所谓鬯郁阳以化滞阴也。
凡证之涉少阳者，不独伤寒也。如呕而发热，呕属少阳也，热入血室，寒热有时，属少阳也（论凡三条惟此用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下用柴胡，心下满痛，属少阳也。至治劳用柴胡，寇氏执定虚损而受邪热，有热者始可。濒湖驳之，则以劳在少阳与他经有热者悉宜之。
邹氏又以二家之说，皆似劳非劳，如金匮所谓五脏虚热之热，其虚劳之宜柴胡与否，仍置不论。窃谓虚劳而用柴胡，仍当以少阳为断。少阳与厥阴，离合只在几微，热则为少阳，寒则为厥阴，有寒有热，则为少阳兼厥阴。虚劳有损及肝者，其脉必弦，弦脉亦属少阳。仲圣薯蓣丸有柴胡，何尝不治虚劳，何尝有发热之外证。再核之保命集之柴胡四物汤，局方之逍遥散，一治虚劳寒热，一治血虚寒热，皆病之涉少阳者，薯蓣丸何独不涉少阳。即四时加减柴胡饮子，退五脏虚热，虚邻于寒，虚热与盛热自殊，正少阳之分际，盛热则不可以柴胡治矣。
孙琳以柴胡治劳疟热从髓出，虽骨髓为肝肾所隶，而疟发于胆，胆与肝为表里，故少阳之气治，则骨髓之热已。推之圣济总录治小儿骨热，洁古谓产后血热必用，皆有少阳相关之理。盖小儿之阳，阳而稚者也。产后之血，伤及肝胆者也。扶其生气，正惟柴胡为当。特不善审昔人用柴胡之方不胜枚举，不必皆柴胡知己，而用之而有效者，非无故也。试即东垣补中益气汤言之，少阳之火，即气食少火之火。少火者，不寒不热，脾得之而升，肺得之而降，过寒过热，皆能犯胃作呕。胃岂可升，其气之陷者，实少火之不足也。柴胡升少阳而使适于中，则少阳自遂其生生之性而脾肺悉受其荫，此即十一经取决于胆之谓也。东垣以柴胡为升阳本经柴胡去肠胃中结气，谓大柴胡汤用柴胡即去肠胃中结气，原非不是。然诸承气汤何以俱不用柴胡，本经所主，亦非专属肠胃。夫大柴胡汤之为治也，在金匮曰心下满痛，在伤寒曰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曰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其用柴胡，岂只为肠胃中有结气。洄溪疏柴胡，谓本经治效皆主肠胃，已不善会本经，而又以为肠胃药非少阳药，则尤可异之至。洄溪不既云木能疏土乎，柴胡惟能达少阳之木气而后少阳得于肠胃疏其顽土，本经盖就
卷一
白藓皮
白藓之根作羊毡气，毡属风，宜治在下之风矣。而其根于四五月花开之后，即虚恶无用，是未花之前，其气上注必力，且采于二月风木司令，自于治头风极合。至味苦化燥，气寒已热，又能于湿热大展其用，治淋沥阴肿者，根走极下之验也。治黄胆湿痹者，皮走肌肉之验也。治四肢不安腹中大热饮水者，皮黄白入肺胃之验也。用之于湿热，不必挟风，用之于风，不必挟湿而必挟热，否则于是物无当矣。
卷一
龙胆
黄芩主少阳之经热，竹茹主少阳之腑热，龙胆则主由少阳入厥阴之热。其味苦中有涩，苦主发，涩主收，即发即收，其用在少阳者少，在厥阴者多，故用龙胆者皆取其泻肝。凡肝之热，有本脏挟胆而热者，有为胆所侵侮而热者。龙胆治胆侮肝之热，能内极于骨间，谓之治肝
卷一
芍药
芍药十月生芽，正月出土，夏初开花，花大而荣，正似少阳渐入阳明，故得木气最盛。
根外黄内白，则为具木气于土中而土生其金，金主攻利，又气味苦平，故能入脾破血中之气结，又能敛外散之表气以返于里。凡仲圣方用芍药，不越此二义，以此求之方得。
芍药别录酸微寒，隐庵辈多议其非。今取嚼之，却带微涩，涩者酸辛之变味。况同一物而气质有浓薄，安知古之不异于今。即本经之苦平与酸微寒并体之，皆不外敛之与破。识得芍药邹氏于仲圣方之有芍药，处处以破阴结解之，支离殊甚。桂枝汤因卫气外泄不与营合，故于桂甘温经驱风之中，用芍药摄卫气就营气，营气本未尝结，何待于破，此敛之义也。当归芍药散治腹中 痛，此破之义也。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此敛与破兼者也（满须敛，痛腹痛为太阴血中之气结，芍药以木疏土而破结，故为腹痛专药（谓于土中泻水者，犹属膈膜之论）。下利乃阴气下溜，土德有惭，岂堪更从而破之，故下利断非所宜。若滞下之利，则仲圣黄芩汤治下利何以有芍药，盖太少合病，邪已近里，无用葛根汤之理，治之宜从里和。黄芩清少阳之热而其气轻，加芍药以敛之，甘枣以固之，则里和而利止。且太少合病，则病气未肯骤下，欲其里和，焉得不敛，芍药之不可少如是。
甘遂半夏汤证，曰脉伏，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脉伏者，有留饮在内。欲自利利反快者，利不即利，既利则快。心下续坚满者，利后满减，过时又续，显系内有停阻，与滞下无异。芍药能破坚积，正其所宜。且以甘遂逐在上之留饮，而又以芍药敛而降之，则上芍药甘草附子汤证，曰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虚者阳虚，汗后气已外散，故以附子扶阳，炙甘草补中，芍药敛其外散之气，方义易见。而邹氏以芍药甘草为得桂枝汤之半，芍药为太阴血中之气药，不能破血中之血结，且味涩则破而不泄，故凡下瘀血之方，芍药得芍药若用为补剂，必配合得宜，如四物汤之类，方能获益。辛 之患消渴九年，止而复作，苏朴授以芍药甘草等分为末煎服，七日顿愈。陈日华谓古人处方，殆不可晓。实则无不可晓也，殆善师成无己酸以收之，甘以缓之，酸甘相合，用补阴血、敛逆气、除肺燥之意耳。此最得用补之妙法，单用讵能即补。洁古谓入脾经补中焦，东垣谓色在西方故补，皆足贻误后人。洄溪又但以为养肝之圣药，其亦昧之至矣。
古有减芍药以避中寒之说，寇氏然之，谓气虚禁用。此亦仲圣早有以示人者。伤寒太阴篇云：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以芍药与大黄并称，即可知芍药之为芍药，胃弱宜减。更可知应用而尚不可多用，何后人直以为补胃弱既宜慎矣，乃防己黄 汤下云，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则何以解之？夫芍药者，能敛外散之气以返于里者也。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气之外散为何如，故其证有兼喘者，有兼气上冲者。和胃非他，敛胃气使下降耳，岂芍药而有和胃之专长。又肺与肠胃皆一气直下
卷一
牡丹
心为牡脏主血脉，牡丹色丹属心。气味辛寒，故能通血脉除血热。辛寒兼苦，直抵下焦，故又泻肾脏阴中之火及肝热之由肾而致者。本经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盖丹皮非肠胃药，而肠胃有症坚瘀血留舍则治之，义至精而至确也。
丹皮与大黄桃仁芒硝，皆能治下焦血分之病。而仲圣方或四物并用，或有大黄桃仁芒硝而无丹皮，或有丹皮而无大黄桃仁芒硝，或有丹皮桃仁而无大黄芒硝，或有大黄桃仁而无丹皮芒硝，用舍之间，讵无深意。窃尝玩索而得之矣。大黄桃仁芒硝，是治客热传入之血结，病之骤得者。丹皮是治阴虚生热之血结，病之渐致者。大黄芒硝丹皮并涤血热，而大黄下夺而厉，芒硝咸降而濡，丹皮去瘀生新而养阴，堪入于补剂。桃仁独不凉血，而破由气入血之闭滞。此四物功用之同而不同也。大黄牡丹汤，痈脓在大肠，丹皮冬瓜仁，乃治此证之专药。大黄桃仁芒硝，则因发热恶寒，必其始有外邪入里，用以下夺而加之，故四物皆不可少。
桃核承气汤，表证未解而热结膀胱，宜大黄桃仁芒硝亟攻其邪，而无庸丹皮之养阴。温经汤，病属带下而血瘀少腹，治以化气调经为主，丹皮兼疏其瘀，而无取大黄桃仁芒硝之伤正。
桂枝茯苓丸，大意与温经汤无异，而下症以止漏，下症为重，故用丹皮又加桃仁，二物性皆柔缓，不伤胎气；若大黄芒硝之咸苦下泄，则非所宜也。下瘀血汤产妇有瘀血着脐下，非阴虚血热之比，无需乎丹皮芒硝，既服枳实芍药散而不愈，自非大黄不能下夺，桃仁 虫逐瘀而不峻，于产妇最宜，虽用大黄而蜜丸酒煮，用缓其性，仍所以顾产后之虚也。知此五方用舍之
卷二
木香
用木香者多取其调气，顾其气味辛温而浓，不无重浊之嫌，粘牙而苦，亦少宣泄之力，故必阴中伏阳之证，如本经所谓毒疫温鬼者，最为相宜。否则一切纯寒无热之气滞等证，佐以生姜橘蔻，亦收殊效。世有以香连丸治痢而害即随之者，非木香之过而用木香者之过也。
木香非血药，而有时血亦蒙其利者，则于归脾汤见之。归脾汤证为脾气虚寒，不能摄血。其方用心肝脾三脏之药，不为不多，独有统率全方者三物。远志醒心之阳，枣仁敛肝之阴，足为血之前导，然导之至脾而脾之闭拒如故，则亦徘徊门外耳。木香者，能于脾中行阳，阳一动而熏然以和，血乃归于其经，是木香者启脾之钥也。其能温气以荫血者如是。
卷二
补骨脂
按开宝补骨脂主治，以五劳七伤冠首而踵以风虚冷，是风虚冷由五劳七伤而致也。再继之以骨髓伤败肾冷精流，又由风虚冷而致也。夫肾家之风，有因热而生者，如天麻丸之用萆元参生地黄也。此则因虚冷而生风，故宜以味辛大温之补骨脂拯之。虚冷生风之候，喻西昌所谓两肾空虚，有如乌风洞，惨惨黯黯，漫无止息者是也。
卷二
姜黄、郁金
唐本草于郁金曰辛苦寒，甚是。于姜黄曰辛苦大寒，其实温而非寒。惟以为大寒，故云除风热。邹氏不察，亦沿其误。并以姜黄主心腹结积，为治在上。郁金主血淋尿血，为治在下。意在求精求切，而不知其实非也。
姜黄辛苦温而色黄，故入脾治腹胀，片子姜黄兼治臂痛，是为脾家血中之气药。郁金苦寒而外黄内赤，性复轻扬，故入心去恶血，解心包络之热。其治淋血尿血与妇人经脉逆行，皆相因而致之效，是为心家之血药。此皆历试不爽者，唐本草可不必过执矣。
卷二
荆芥
考古治头项风强，一切偏风中风口噤，及吐血衄血下血，多重任荆芥，是其所司，总不离血中之风。能于血中散风，即系于血中行气，海藏故谓之肝经气药。但肝经之气，不能不涉及少阳，本经所主鼠 瘰 即少阳病也。
荆芥散血中之风，为产后血运第一要药。其芳温之性，又足以疗瘰 疮疥，然无非利血脉去谓荆芥为温升则兼凉降，为凉降则兼温升，要其温胜于凉，气亦带浊，于外感风寒用之，必涉血分头目昏眩者始得。永类钤方治风热头痛，与石膏辛凉之味等分为末，茶调下，制剂亦妙矣。
卷二
薄荷
薄荷，唐本草治贼风伤寒发汗，食性本草治阴阳毒伤寒头痛，苏颂、王好古亦皆谓治风寒，外此诸家则皆谓治风热，究将何从？考古方多用于风热，鲜用于风寒，煮汁饮之，则洁古所谓去高巅及皮肤风热者甚验。气味辛凉而不似荆芥之温，终当以治风热为断。
邹氏解贼风伤寒，谓夏之贼风乃北风，定是夏令伤北风之寒，此于薄荷之治，亦尚有合。但邹氏专主此说而于风热不推及之，且以薄荷根不畏寒，苗不畏暑，为消息之所在，则泥之至矣。惟其根不畏寒，所以苗不畏暑。不畏暑，正辛凉之金气足以当日。与麻黄所产之地，冬不积雪，可对观而明。邹氏又谓薄荷发寒泣之覆，与荆芥香薷等，试思香薷何物而可与之等量耶。
薄荷于头目肌表之风热郁而不散者，最能效力。若配合得宜，亦可治上中焦之里热。
凉膈散、龙脑鸡苏丸，以除胃热胆热肾热，可谓用逾其分矣。逍遥散合煨姜，又能变凉风为温风而治骨蒸劳热，彼存胶柱之见者，得毋闻而惊怖耶。
卷二
青蒿
青蒿有二种，一黄色，一青色，生苗于二月，其深青者，更异于常蒿，至深秋犹碧，其气芳青蒿芳香疏达则能升，开花结子于七八月得金气多则能降，升与降互为牵制，故升降皆不得逞而力微，但其主留热在骨节间，则更有至理焉。青蒿至立秋后便节节生虫，既生虫，仍开花结子，其虫不啮梗不溃出，循梗而下，入土化他物，若青蒿之力有以抑之者然，是则以治劳
卷二
夏枯草
夏枯草或谓禀纯阳之气，或谓禀纯阴之性。以刘潜江阴在下能生阳，阳在上能化阴之说衡之，似乎刘说为长。但人身之阴阳，犹天地之阴阳，刘所谓阴在下阳在上者，自指阴始生阳极盛而言，阳之生阴之化，亦必指夏枯草而言。不知一阴生于下而草枯矣，何阳生之有。
一阴生于下而草枯，其所感者在下之阴，非在上之阳，又何得谓阳在上而化阴。其理似精非精，仍不得据此为准。窃谓夏枯草生于一阳始生之时，当为阴退阳进、阴中透阳之物。迨交夏至，阴进而上，则阳退而下，此草透阳之生意亦即至此而尽，恶得不枯。娄全善因其治目珠夜痛，点苦寒药不效之证，遂反揣之以为禀纯阳之气。夫目珠夜痛，为阴中阳结之证。夏枯草若气禀纯阳，其于阴中之阳，必锄 而难入；惟其为阴中透阳之物，以治阴中阳结之证，乃得如饥食渴饮，适偿其欲。就是思之，尚有毫厘未合否耶。至洄溪谓性禀纯阴，故一交盛阳，阴气将尽，即成熟枯槁。竟以夏至阴生之时，为阴气之将尽，疏失至此，尤令人不解矣。
卷二
漏芦
漏芦亦蒿类，而青蒿治疥疮痂痒，热在骨节间；此治湿痹之恶疮，热在肌肤。
青蒿芳香苦寒，合湿热而并除之，故宜于由湿转燥之疮。漏芦色黑咸寒，热散于肌表而湿使古方治发背以漏芦汤为称首者，背为太阳寒水部分，漏芦咸寒而有白茸，正与相合。且热退漏芦下乳汁，是下热结而不下之乳汁，能消乳内胀痛，非下乳汁之通剂也。
卷二
麻黄
邹氏疏麻黄云：麻黄之实，中黑外赤，其茎宛似脉络骨节，中央赤，外黄白。实者先天，茎者后天。先天者物之性，其义为由肾及心；后天者物之用，其义为由心及脾肺。由肾及心，所谓肾主五液，入心为汗也；由心及脾肺，所以分布心阳，外至骨节肌肉皮毛，使其间留滞无不倾囊出也。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积雪，为其能伸阳气于至阴中，不为盛寒所凝耳。
此论麻黄性用，致为精审，远胜诸家。按灵枢本藏篇云：“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麻黄虽入肾而中空轻扬，故为太阳伤寒泄表发汗之要药。肺之合皮毛，入太阳即入肺，入肺入心即入营卫。麻黄茎并不白，邹氏谓其入肺而有意装饰之，未免蛇足。又叶天士、陈修园咸谓肝主疏泄，以麻黄发汗为疏泄为入肝，不知肝能下泄不能外泄，其亦武断之至矣。
与麻黄相助为理之物，其最要者有六：曰杏仁，曰桂枝，曰芍药，曰石膏，曰葛根，曰细辛杏仁者，所以为麻黄之臂助也。麻黄开肌腠，杏仁通肺络；麻黄性刚，杏仁性柔；麻黄外扩，杏仁内抑；二者合而邪乃尽除。如麻黄汤治风寒，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治风湿之类皆是。
桂枝者，所以补麻黄之不足也。麻黄泄营卫之邪，桂枝调营卫之气。桂枝得麻黄，不至羁汗；麻黄得桂枝，即能节汗。二者合而正不受伤。此麻桂并用之方皆然。盖有视证候之重轻，芍药者，一方之枢纽也。一征之小青龙汤，外寒与内饮相搏，干呕发热而咳，是证之必然非或然。麻桂散外寒，辛夏蠲内饮，姜味止咳逆，甘草合诸药以和之。寒则以汗解，饮则随便去，惟麻黄入太阳而上行，膀胱之气亦因之而不下行，小便不利少腹满，固意中事。加芍药者，所以驯麻黄之性而使水饮得下走也。若小便本不利，则麻黄直去之矣。全方蠲饮重于散寒，故名之曰小青龙汤。再征之乌头汤，麻黄气轻，驱风寒在肌肤者多；乌头气重，驱风寒在脏腑者多。麻黄除湿，是湿随风寒而去；乌头除湿，是风寒外散而湿则内消。麻黄伸阳而不补，乌头补阳而即伸。此治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二物所以必并用之故。虽然二物皆出汗而少内心，关节之病，非可一汗而愈者，故又以芍药从而敛之，使宛转于肢节而尽去其疾。黄 疏营卫之气，则为芍药之前驱。甘草则培中土以和之者也。以其有芍药能使麻乌下达，故伤寒太阳病将入阳明，则石膏为必用之药。大青龙汤中风二字，是与小青龙汤伤寒二字为互举之文。麻黄汤治伤寒，曰脉浮紧无汗，此亦浮紧无汗。大青龙别一条曰伤寒脉浮缓，浮缓有伤寒，浮紧岂反无伤寒。况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脉数急者为传。此之烦躁，自因表实而邪不得泄，传入阳明所致。沈尧封以烦躁为内伏之 热，不知阳明非腑实不至烦躁，安有内已腑实而外尚发热恶寒之理。以石膏治烦躁，谓之治太阳传入阳明之烦躁，与仲圣诸说无不吻合，复有何疑。且烦躁在心肾而治则在阳明者，非无谓也。太阳本寒标热，上与心下与肾为缘，太阳热闭，则心肾皆为之扰。太阳不治，则阳明亦所必传。是烦躁非心肾之自病，而阳明乃去路之宜肃。泄其热于表，清其热于里，则烦躁不治而自治。抑石膏者，泄肺即所以泄太阳也，太阳卫外之气，从皮毛而合肺，而石膏亦轻亦重，泄肺清胃，两擅其长，故独用治汗出之热，佐麻黄又治不汗出之热。若离太阳入阳明而成腑实之证，则石膏非所克任矣。
太阳将入阳明，葛根亦为必用之药。仲圣文义，多有参观互勘而后明者。葛根汤之证，曰太阳病项背强KT KT ，无汗恶风。病云太阳，而方则以葛根标名。葛根者，太阳阳明交嬗药也。何以言之？阳明病身热多汗，而葛根治大热不治多汗，且更解肌出汗。虽出汗而非散太阳初入之寒，所以为治太阳将入阳明之药。太阳寒邪化热，热烁其液，则项背为强，葛根起阴气以滑泽之，则变强为柔，与麻黄治无汗恶风，可称伯仲。然则是证二物足了之矣，复以桂枝汤何为？盖汗出表必虚，以和阳化阴之药继其后，则即攻即补，元气不过伤而易复，此用药操纵之法，仲圣方类如是也。
细辛与杏仁，皆所以为麻黄之臂助，而有大不侔者在。杏仁佐麻黄而横扩，是为一柔一刚；细辛佐麻黄而直行，是为一专一普。麻黄驱阴邪发阳气，不仅入少阴而用甚普。细辛则色黑入肾，赤入心（或云赤黑，或云深紫，紫即赤黑相兼之色也），一茎直上，气味辛烈，故其破少阴之寒凝，锐而能专。考仲圣方佐细辛以治上者不一：如小青龙汤治水饮，浓朴麻黄汤治咳逆，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治气分，皆所易晓。独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少阴病用细辛，则此义尘封久矣。试详言之：少阴与太阳为表里，脏若中寒，必始得之，即吐利厥逆，不至发热。今有但欲寐之少阴证而反发热，是无少阴之里证而有外连太阳之表证，自应以麻黄发汗。脉沉者急温之，自应以附子温经。至细辛一味，柯韵伯谓散浮阳，邹氏谓无细辛为微发汗，则有细辛为大发汗，唐容川更以脉沉为阳陷，用细辛以升之。实于细辛性用，与仲圣因证制方之意，未经窥见。夫细辛与麻黄，同能彻上彻下，第麻黄中空轻扬，用以下行，非借他药之力不可。细辛无发表出汗之能（本经麻黄发表出汗，细辛无之），而于风寒之在上在下附于骨节九窍者，则专力以去之，绝不旁骛。故防己黄 汤，曰下有陈寒者加细辛，可见细辛散少阴经气之寒，厥有专长，非麻黄可及。然则麻黄附子甘草汤无细辛，而此何以有细辛，彼无里证而此何尝有里证，仲圣用麻黄必曰取微汗，此岂堪取大汗，则当于始得之与得之二三日，及麻黄煎法之不同，详究其义矣。经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肾气沉则脉无不沉，即仲圣所云脉微细、但欲寐之脉，亦未始非沉，此单言沉者，以其沉之甚耳。
脉沉自系少阴病本象，兹不云少阴病脉沉反发热，而云反发热脉沉，盖少阴病不应发热而反发热，发热则当由太阳而外达矣，乃发热而兼脉沉，岂能无二三日变为里证之虞。于是以附子专温其经，细辛佐麻黄，锐师直入以散在经之邪；麻黄先煮减二升者，欲其气之下注；不加甘草者，恐其缓三物而中停；此发热脉沉始得时之治法。若至二三日而无里证，则不至或有里证，不当以细辛先开其隙；故以麻黄附子治发热脉沉，而以甘草易细辛，且先煮麻黄只一二沸，以节其入里之势，而和其散邪之气，此正合得之二三日之分际。彼不言无里证，此不言发热脉沉者，互举之文也。仲圣之斟酌病机，可谓精矣。
更以仲圣用麻黄、杏仁、石膏而治法迥异者言之，大青龙汤三物并用，为发汗之峻剂，麻杏甘膏汤亦三物并用，偏治汗出而喘无大热者何也？此节文义，是将汗出二字倒装在不可更行桂枝汤下。惟其汗出，疑可行桂枝不可行麻黄。不知汗出而喘无大热，非桂枝证之汗出而为发汗后表已解之汗出。表已解故无大热，喘则尚有余邪，桂枝汤不可行，而大青龙不变其法亦不可行。夫是故变峻为和，以麻黄四两石膏倍之，俾麻黄之技不得逞，而余邪适因之而尽。且石膏倍用，不特制麻黄之悍，泄汗出之热，即杏仁亦必抑其外达之势，以下气而止喘。止喘非麻黄事耶，而汗出无大热之喘，则其喘为气逆多而表郁少，故麻黄减之而杏仁增之，信乎药物多寡之所关，非细故也。
石膏以两计者，与麻黄多寡易见，麻杏甘膏汤，石膏多麻黄一倍，核之治法正合。若大青龙汤石膏亦多于麻黄，则麻黄受制已甚，何至有汗多之虑。洄溪云：大青龙汤一剂，除大枣约共十六两，以今称计之，亦重三两有余，则发汗之重剂矣。虽少加石膏，终不足以相制也。夫所谓十六两者，已将石膏并计在内，所谓三两有余者，以古一两今二钱零计之，不知鸡子大一块，洄溪究作今称几何。余将石膏碎为鸡子大称之，总不在三两之下。而洄溪谓一剂共三两有余，真令人不解。王朴庄精于算学，谓伤寒方一两准今七分六厘，则更无洄溪二钱零之多。今姑即二钱零为一两计之，麻黄六两，亦不过有今称两半；而石膏鸡子大一块，则有
卷二
麦门冬
麦冬形象，合之本经主治，自是胃家正药。徐氏云，麦冬甘平滋润，为纯补胃阴之药。
后人以为肺药者，盖土能生金，肺气全恃胃阴以生，胃气润，肺自资其益也。邹氏云，麦冬之功，在提曳胃家阴精，润泽心肺，以通脉道，以下逆气，以除烦热，若非上焦之证，则与之断不相宜。观此可以正李东垣但谓入手太阴而不及足阳明之非。
前人谓麦冬复脉通心者不一，大都其胸中先有本经胃络脉绝之见，而更征之以复脉汤生脉散。窃谓胃之大络，内通于脉，脉绝乃胃络之不贯，非真脉绝。麦冬补胃阴以通络，而脉得所资则有之，亦非能径复其脉。能径复其脉者，厥惟人参，熟玩伤寒金匮两书自知。且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若非胃络脉绝，亦岂麦冬所能治。下文之羸瘦短气，即胃络脉绝之征。本经无一字虚设，而又上下相照应如此，愿与治本经者一质之。
徐氏极诋以麦冬治咳嗽，然千金外台治咳嗽诸方多有之，而实权舆于仲圣之麦门冬汤。
麦门
卷二
瞿麦
瞿麦本淋药，而栝萎瞿麦丸之小便不利，与淋证有间，何以用瞿麦，乃是方之微旨，则有可窥见者在焉。小便不利而有水气，其为下焦阳虚，显然易见。阳虚于下而热浮于上，所以又渴。薯蓣附子能温肾补虚而不能止渴导水，故辅以栝蒌根之生津，茯苓之化气。然小便不利而用薯附，岂无封蛰之虞。栝苓又和缓有余而勇健不足。然则排决之任，自当属之瞿麦。此以淋药治小便不利而恰如其当，仲圣真神化无方矣。
卷二
葶苈
大黄泄血闭而下热，葶苈泄气闭而逐水。凡水气坚留一处有碍肺降者，葶苈悉主之。惟泄肺甘遂味苦甘，所治在中与下，能利水谷之道，故治留饮宿食，葶苈味苦辛，所治在上与表，但利水道，故主结气饮食寒热。试以大陷胸汤丸证之，大黄荡实涤热，上中下咸到，性极峻厉，故汤丸皆以为君，为陷胸之主药。陷胸汤加芒硝甘遂，而一则煮一两沸，一则内末者，以二物皆下趋极易，欲其回翔胸膈，化水食而软坚也。陷胸丸之证，曰项亦强如柔痉状。项强二字，实此证之主脑。按素问太阴在泉项似拔。项似拔者，湿上冲也。此强而非拔，为水结在肺无疑。曰如柔痉状，则与柔痉相似而不同可知。然则何以治之？夫结胸由于误下，误下故正虚邪入，水饮宿食，遂互结而不下，要其所入之邪，太阳病未解之阳邪也。阳邪劫液，故筋失所养而项强，是宜泄其为患之水，濡以柔筋之液，而大逐其心胃之热实，故用大黄硝遂无二致，而法则有变，药亦宜加矣。杏硝合研，所以润液而柔项；遂蜜同煮，所以安正而化结；葶苈泻肺水，为是方水结之专任，变汤为丸者，以项强不可以急图也。葶苈与甘遂，
卷二
车前子
车前即 莒，神仙服食经云：善疗孕妇难产及令人有子。陆机云：嫩苗作茹大滑，今人不复啖之。苗滑如是，其子治难产，自亦取其滑胎。惟令人有子，似未足信。不知虚弱之妇，无子贵补冲任，否则反是。车前子非他，盖为治难产之令人有子也。
车前子为输泄膀胱湿热之药，本经主气癃、止痛、利水道、通小便，别录明目、疗赤痛，其昔人谓车前子利水窍而固精窍，似即补肾之谓。然茯苓利水不必有热，车前子则非热不治。茯苓尚伐肾邪，则车前子之固精窍，为何如之固精窍，可深思矣。
卷二
蓄
蓄叶绿茎赤，禀木火之气，而引蔓促节，气味苦平，能通利三焦，搜抉隐微湿热之病。故金匮要略云：浸淫疮从口流向四肢者可治，从四肢流入口者不可治。盖口为脾窍，流向四肢，则湿热不致侮脾，脾土有权而可治。 蓄引蔓促节，复节节开花，可不谓湿热流向四肢之象欤。
卷二
大黄
邹氏以大黄黄中通理，状如锦纹，质色深紫，为火贯土中，极服卢芷园行火用一语。窃思卢氏论素问承制生化之义固精，但浅学不易领悟。夫大黄火贯土中，或当能扶脾阳矣，然此其质耳。味则大苦，气则大寒，且于黄色中贯赤纹，则于脾中血分锢土之火，自当之辄息，锢土之火息，而心君生土之火，岂有不因之而行其用，此所以行君令戡祸乱拓土地而有将军之号也。
大黄色黄臭香，性与土比，故用于脾胃病极合。其能行火用上下表里咸到，则人多忽之，然有一言可以蔽之者，曰荡实涤热而已。热与实兼者，如大小承气汤下燥屎，大陷胸汤丸治结胸，抵当汤丸下瘀血，大黄附子汤治胁下偏痛；其但热不实者，如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治面热如醉，茵陈蒿汤治谷疸，泻心汤治心气不足；此二者之显有区别者。推是以求，则如鳖甲煎丸治症瘕，大黄 虫丸治虚劳羸瘦，大黄牡丹汤治肠痈，大黄黄连泻心汤治气痞，非热实而同于热实，亦惟假荡涤之性功，扩神奇之妙用。而仲圣制剂之道，抑更有进者焉。己椒苈黄丸，曰肠间有水气。水者虚软之物，大黄能荡实不能捣虚，且泻水已有己椒葶苈，更益以大黄何为？或谓泄血闭而下热，或谓从大便而分消，皆意为揣摩，未足征信。独近人唐容川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即膈膜油网，水从胃中四面微窍渗入油网，从油网入膀胱。若水走肠间则为停水，水停而不行于三焦，则水不化气而津不生，是以口舌干燥。治法宜将未入肠间之水，引之走三焦故道；既停肠间之水，从肠间而下夺。此据西医油网之说，征以内经三焦，核之是证是方，无不吻合，实胜旧解。盖防己纹如车辐，内黄外白，有从脾肺斡旋三焦水道之能；椒目温肾以蒸发其脾阳，除腹满而利水，犹肾气丸之有附桂，如是而三焦之故道可复矣。肠间之水，将遂施大黄以下夺乎，抑未也？夫大肠者糟粕所居，大肠有水，下即与糟粕俱下，虽非燥屎，大黄固与有责；特其所司全在肠胃，力不及肺。肺合大肠，非肺出治节，不能使水食俱下。葶苈为从肺至脾之药（本邹氏疏证），利水道兼破积聚，故加之以辅大黄之不逮。且椒得大黄，庶寒温相济，而肠胃之疾，亦必火用行而后夫大黄之为物有定，而用大黄之法无定。不得仲圣之法，则大黄不得尽其才而负大黄实多，否则为大黄所误而大黄之被诬亦多。素问至真要大论，论制方之法甚备。而其间缓急奇偶，复极之气味浓薄、制小、制大、数少、数多，参伍而错综之，实有无穷之用。仲圣则正本此旨以制方，而不容以一端测焉。大黄气味俱浓，本峻下之物，因其峻下而微变其性以用之，则如大承气抵当汤之大黄酒洗酒浸，以兼除太阳余邪也；大黄黄连泻心汤之大黄，以麻沸汤渍之而不煮，欲其留恋心下也；大黄附子汤大黄与附子并用，则变寒下为温下；茵陈蒿汤大黄与茵陈栀子并用，则不走大便而走小便；大黄用法之不同也如是。更以方剂言之，尤氏谓小承气无芒硝而但有枳朴，下趋之势缓，故曰小。不知小承气虽有枳朴无芒硝，而枳朴分两亦较大承气甚少，此制之大小，即承气大小所由名，岂在芒硝有无之别。且芒硝并不专取其下趋，调胃承气芒硝与甘草并用，则能调胃，大陷胸芒硝与甘遂并用，则能陷胸；大承气芒硝只三合，而调胃承气大陷胸转用至半升一升；调胃陷胸有芒硝，而抵当汤丸转无芒硝；芒硝之功，不专在下趋亦明矣。柯韵伯谓药之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故大承气以芒硝专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痞满。邹氏韪之，其实似是而非也。芒硝之不取乎速下，上已言之。夫多煮者味浓，少煮者味薄；味浓则下之早，味薄则下之迟。枳朴先煮，欲其径下；消黄则兼资以涤热，非故操之不可。故大黄后纳，芒硝只一两沸。小承气所以同煮者，枳朴既少，又无芒硝。且大承气以水一斗煮枳朴取五升，纳大黄后尚取二升；小承气则仅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大黄虽与枳朴同煮，力亦不浓，何必再分先后。邹氏谓大陷胸汤用甘遂芒硝之锐，犹恐其暂通复闭，故大黄先煮，使当善后之任。置全方配合之道不讲，而但于先后煮讨消息。不知芒硝甘遂，专治胸间热结水结，故芒硝只一两沸，甘遂内末而不煮；大黄本肠胃药，用以为消遂前驱，故先煮之。邹氏又谓茵陈蒿汤，大黄栀子为前茅，茵陈为后劲。不知茵陈发扬芳郁，禀太阳寒水之气，善解肌表之湿热，欲其驱邪由小便而去，必得多煮以浓其力。与桂枝利小便非多用不可，正复相同。大黄只二两而又后煮，则与茵陈走肌表之气相浃，且能促之使下也。茵陈栀子皆走小便，大黄自亦不走大便矣。此仲圣制
卷二
附子、天雄、乌头
邹氏论附子天雄乌头之性用颇精，为节其说曰，乌头老阴之生育已竟者也，天雄孤阳之不能生育者也，附子即乌头天雄之种，含阴包阳者也。老阴生育已竟者，其中空，以气为用。孤阳不能生育者，其中实，以精为用。气主发散，精主敛藏。发散者能外达腠理，敛藏者能内入筋骨。附子则兼备二气，内充实，外强健，且其物不假系属，以气相贯而生，故上下表理无乎不到。惟其中蓄二物之精，斯能兼擅二物之长，其用较二物为广尔。
本经附子主风寒咳逆邪气，后世缘此多以为治风之药，其实经文深奥，义别有在也。夫风有伤与中之分，伤者伤于营卫，中者中于经络脏腑。伤营卫者，寒郁于表而易化热，宜麻桂决不宜附子。中经络脏腑者，寒根于里而阳本虚，用麻桂又贵用附子。附子非风药，而本经之主风寒，盖指中风之风寒言，非指伤风之风寒言也。
外台谓中风多从热起，故中风有寒亦有热。风引汤治热之方也，热不用附子，固不待言。小续命汤治寒之方也，若附子即以驱风，何以附子外不少风药。其有附子无风药，如近效术附汤治风虚者有之，未闻能散外入之邪风也。邹氏谓附子之治风寒，是阳气不荣，风寒侵侮，阳振而风寒自退。似非不知附子治风寒之理者。乃又谓仲圣用生附子之方，皆兼有表证，而其所引白通汤附子汤，则并无未解之表邪。夫白通所以用葱白者，因少阴下利一往不返，失地道上行之德，葱白能入少阴而升之，非以表汗。附子汤证，是少阴受寒，而阳气不能四周。表何尝有风，脉沉固不当汗，且其方伍以参术之补，苓芍之降，又岂足胜解表之任。
至仲圣附子生用，非属汗后，即是下利脉沉，汗后宜补表阳，下利脉沉宜挽其气，生用自胜熟用，或难予曰：恶风加附子，越婢汤非明证乎？何说之 也！曰：大青龙汗出恶风者不可服，越婢汤加附子，则证为汗出恶风，若附子又从而汗之，独不畏厥逆筋惕肉 耶，盖加附子正以其汗出。赵氏云：恶风者阳虚，故加附子以入阳。然则舍附子则有亡阳之祸，岂果为驱风哉。
用附子于中风风寒，原可不过分，故三生饮无风药，以阳气一充而邪即自消也。若他风寒证，则定须分治。邹氏亦颇以附子与表药对举，暗中逗出，足见附子外尚有表药，其所引桂枝加附子汤等八方皆是也。惟其中桂枝附子、白术附子、甘草附子，则为治风湿之方；桂甘姜枣麻辛附子，则为治气分之方。夫风为阳邪，附子阳药，以其人阳虚而寒重，非扶阳则风不能以徒驱，故扶阳与驱风并行。寒为阴邪，湿亦为阴邪，风湿之风，与伤风之风，亦致不同，非阳虚不尔，故亦需附子。气分者，水寒之气，结于心下，证由少阴阳虚而来。故麻辛附子，温少阴而发汗；桂甘姜枣，化上焦之阳而开结，此从表解。枳术汤则从中泄，病同而治不同。水饮所作四字，赵氏本上下条皆有之，极是。又麻黄附子汤，以麻黄发表而少阴脉沉用之，正赖有附子温少阴也，否则脉沉无发汗之理矣。
附子为温少阴专药，凡少阴病之宜温者，固取效甚捷。然如理中汤治腹满，黄土汤治下血，附子泻心汤治心痞，甚至薏苡附子败酱散治肠痈，如此之类，亦无往不利。惟其挟纯阳之性，奋至大之力，而阴寒遇之辄解，无他道也。
天雄，仲圣惟天雄散一方，附于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后，不言所主何病。按此与上节离合之间，必有窜乱，今细绎其文，自夫失精家至为清谷亡血失精，当是以天雄散主之，下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正为合宜。何以言之？两方于失精家原可通用。但脉为极虚芤迟，证见清谷亡血失精，则已肾损及脾，不补脾则生精之源绝。故白术用至八两，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种种肾病，自非他补肾药所能胜任，故选用精气充实不外泄之天雄，而以天雄名方。至其佐使之桂枝龙骨，尤微妙难言。桂枝汤桂枝只三两，而此乃倍之，欲其于太阳之经府俱到以化气。其证阴既下泄，阳自上浮，而脾肾咸虚之阳，不当潜以咸寒之牡蛎；得龙骨，则引火归土而亦不损其阳。且桂枝辅天雄则入肾释阴，辅白术则入脾温土；龙骨辅天雄则固肾涩精，辅白术则固脾祛湿。以天雄散隶于是证，义实至精至确。若脉得诸芤动微紧，虽天雄散亦可服，要不如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为尤中 。盖脉芤动为阳，微紧为阴，阴阳气争则表里失和。治之以此汤，桂枝生姜甘枣为阳，芍药为阴；龙骨为阳，牡蛎为阴；于祛邪涩精之中，有表里相得阴阳互维之妙。此二方是于小建中汤肾气丸外，又别出良法者。就天雄乌头治风，亦惟阳虚而挟寒挟湿者宜之。以其中空以气为用，开发腠理，过于附子。故古方中风证用乌头，较多于附子；抉壅通痹，亦过于附子。故仲圣治历节不可屈伸疼痛，及逆冷手足不仁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皆用乌头不用附子。乌头与附子，同为少阴药，而补益以附子为优，发散以乌头为胜。故肾气丸有附子无乌头，大乌头煎有乌头无附子。因乌头气散不收，故不解表之方，皆去滓纳蜜更煮以节其性。仲圣之用乌头附子，可谓各极其妙矣。乃乌头赤石脂丸更二物并用，以治心痛彻背背痛彻心，取其母子相感以除内外之邪，此岂寻常思议所及哉。
卷二
半夏
半夏味辛气平，辛则开结，平则降逆，为治呕吐胸满之要药。呕吐胸满者，少阳证也，故小柴胡汤不能缺此。推之治心痞、治腹胀、治咳、治咽喉不利，一皆开结降逆之功。要其所以用半夏者，率以二陈汤能润大便，半硫丸能治虚秘冷秘，谓润而非燥，究亦何尝不燥也，遇津亏无湿之人投之，立贻祸殃。惟仲圣取其长而弃其短，胃反为脾伤不磨，非有滞浊，乃佐之以人参，益之以白蜜，俾半夏之燥性尽失，而胃中之谷气以行。又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温经汤三证，亦未可以半夏劫液者。乃其所伍者，为竹叶石膏人参麦冬甘草粳米阿胶丹皮之属，是亦化半夏之燥而展其开降之能，所谓化而裁之存乎变也。
小青龙汤曰渴者去半夏，小柴胡汤曰渴者去半夏，此可为半夏非不燥之明征。然半夏之燥，
卷二
荛花
小青龙汤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荛花，盖利则水气不径趋膀胱，更以麻黄升太阳，则水道益涩，水气必泛而为胀满，太阴篇所谓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也。荛花本经主荡涤肠胃留癖利水道，则微利不至成滞下，而在上之水气亦去。且其用在花，走里兼能走表，故本经并主伤寒温疟饮食寒热邪气。若以茯苓泽泻治微利，则表邪亦从而陷之矣，此仲圣所以有取于荛花也。
卷二
菟丝子
菟丝子汁去面 ，徐氏不解，叶香岩谓升少阴，徐氏复不信，不知此最易晓耳。菟丝延草木则根断，子中脂膏最足，故补肾精而主升。面为阳明之脉，而菟丝甘辛而温，能由阳明经上入于面，以施其滑泽之功，面 焉得不去，窃愿以此释徐氏之疑。
脾主肌肉，菟丝以寄生根断之性，补益其脾，故能充卫气而肥健，老学庵笔记谓久服生疽，他物补肾，补之而已，此能于补中寓升，故其治精自出溺有余沥，不得以涩剂目之。治消渴
卷二
五味子
喘与咳皆肺病，其有肾气逆而为喘咳者，则不得独治肺。五味子敛肺气摄肾气，自是要药。然但能安正不能逐邪，有邪用之，须防收邪气在内。仲圣以五味伍桂枝，则云下冲气，去桂加干姜细辛，则云治咳满，可见咳满之任，在姜辛不在五味。然而去桂不去五味，其他治咳逆诸方，又无不三物并用，其故何也？曰：足太阳手太阴同为一身之卫，二经之病，往往相通。小青龙汤，伤寒太阳病也，而杂证肺病亦恒用之。推之苓甘五味姜辛汤、浓朴麻黄汤，皆肺中有寒饮，皆小青龙出入加减。小青龙系外寒与内饮相搏，故咳逆；若兼外寒，方中必有麻桂，无外寒者无之。至三物并用，则非分疏不明。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此干姜温肺之据。用干姜者，肺寒非干姜不温也。张隐庵之疏细辛也，曰：气味辛温，一茎直上，色赤黑，禀少阴泉下之水气而上交于太阳。审乎是而谓细辛不能发汗耶，则细辛辛温而烈，实能由少阴达表。谓细辛能发汗耶，则细辛细碎之体，那得劲力。所以发少阴之汗，必与麻黄并用；而散肺中寒饮，则正其所优为。二物一温一散，肺邪已足了之；而必加以五味，且数多于姜辛，几令人不解。此则治病即以善后，仲圣盖虑之周也。肺苦气上逆，咳则逆，喘则且至于胀，既张之肺，欲翕不得，有邪虽去而咳犹不止者，谓五味可无乎不可无乎。或曰：烦躁而喘者加石膏，胃热熏面者加大黄，得毋三物亦治热咳？不知饮自寒而挟自热，三物所治仍属寒饮，不得因是致疑。或又曰：三物治咳，惟细辛关系最重，而小柴胡汤咳加干姜五味，独不加细辛，岂传写有脱佚耶？夫寒饮迫肺而咳者，可从表解，可从下泄。少阳在半表半里，间有咳者，殆阳不胜阴而以微寒侵肺耳。无饮可蠲，何需乎细辛。
此伤寒太尤氏曰：五味子治嗽，新病惟热伤肺者宜之。若风寒所客，则敛而不去矣。久病气耗者，非五味子不能收之。然热痰不除，则留固弥坚矣。（见金匮翼）按所论甚是，而不免于语病。肺为热伤，固非敛不救，如孙真人生脉散之以五味治暑病，然方中必重任人参麦冬生津止渴之品。即尤氏所引治热咳诸药不效者方，亦何尝无清涤肺热如石膏知母枇杷叶之类，虽新病不得重
卷二
栝蒌根、栝蒌实
即天花粉与栝蒌
栝蒌根实本经俱苦寒，李氏谓根甘微苦酸微寒，实甘寒，辨之致审。
草木之根 ，其性上行；实则性复下降。栝蒌根能起阴气上滋，故主燥热之烦渴；实能导栝蒌根与葛根同主消渴身热，而仲圣治痉，则一用葛根，一用栝蒌根何故？盖无汗而小便反少，气冲口噤，是风寒湿之邪，相搏于太阳阳明之交而不解，用葛根则能随麻黄辈散之于外。栝蒌根无解表之长，而证是身体强KT KT 然，俾与桂芍诸物养筋脉则适相当，此其所以攸异也。
栝蒌根本治热治渴，乃牡蛎泽泻散并不言渴，而其所伍者为泻水之物，是大病瘥后，虚热不免，而水去则阴复伤，以栝蒌根润液而补虚，除病即兼善后也。栝蒌瞿麦丸，上虽为渴而下则有寒，下寒故膀胱不利而水蓄，水蓄于下则阳浮于上，是渴为标寒为本，故以薯附温肺肾栝蒌实之长，在导痰浊下行，故结胸胸痹非此不治。然能导之使行，不能逐之使去。盖其性柔，非济之以刚，则下行不力。是故小陷胸汤则有连夏，栝蒌薤白等汤则有薤酒桂朴，皆伍以苦辛迅利之品，用其所长，又补其所短也。
卷二
葛根
葛根与栝蒌根，本经皆主消渴。而葛根起阴气，栝蒌根不言起阴气。张隐庵以栝蒌蔓延，结实之时，根粉尽消，结实既成，根复成粉。又凡草木根 ，性必上行，遂谓栝蒌根能起阴气上滋。邹氏亦韪之。愚窃以为不然，用葛根者皆知为升阳明之药，栝蒌根无用之为升者。虽凡根皆寓有升意，而用根之药不尽属能升，且以粉消为升，则有粉方掘，正在升力已退之时。盖其所以主消渴者，为其性濡润而味苦寒，皮黄肉白，能劫肺胃之热，润肺胃之燥耳。别名天花瑞雪，亦正取寒润下降之意。葛根则异乎是矣，味甘平，为阳明之正药。内色洁白，则能由胃入肺。外色紫黑，则又由肺达太阳。味甘兼辛，则擅发散之长，层递而升，复横溢而散。升则升胃津以滋肺，散则散表邪以解肌。故栝蒌根治身热，是以寒胜热；葛根治身热，是以辛散热。栝蒌根止渴，是增益其所无；葛根止渴，是挹彼以注兹。用葛根而过，有竭葛根汤以桂枝汤加麻黄，讵不足发太阳之邪，而犹必重用葛根者，盖麻桂二方之证，均无项背强KT KT ，太阳病而至项背不柔，则风寒已化热烁液，将入阳明，麻桂皆燥药，未足专任，能入阳明起阴气，滑泽其骨节，而又能化肌表之热者，舍葛根奚属。此葛根所以为一方之冠凡寒阻于经，欲化未化而有表热之证，葛根能外达而解之。若已化热入里，或其热不应外解
卷二
何首乌
何首乌种分赤白，故气血兼益。藤夜交昼疏，故具阖辟之长。味浓入肾，涩入肝，苦则坚，温则补。陈修园但知其为苦涩，而于益气血具阖辟之所以然，则未之见，其必有施之不当而为所误者矣。
修园于首乌能止久疟久痢则韪之，而一归于少阳，则知犹未知。夫久疟不止，势必损及于肝，肝病肾亦病。肾者三阴之枢也，欲枢转而止疟，自当补肝与肾。肝主疏泄，久痢则疏泄太过，肾亦失蛰封之职，亦必以补肝肾为要。修园既以首乌苦涩而短之，安得更有直折之威刘潜江以开宝主瘰 、痈肿、头面风疮、五痔、心痛，为效在气血之结而经脉为壅。黑髭发、悦颜色、长筋骨、益精髓，为效在气血之劣而形器有损。二者证绝相悬，而首乌并建厥功。正与阖辟之理相合，可知开宝非浪许也。
首乌之用，生熟迥殊，其已久疟消肿毒，皆是用生者。又消肿毒用赤不用白，补肝肾则以黑张石顽云：今人治津血枯燥，大肠风秘，鲜首乌数钱煎服即通。其滋水之速，与肉苁蓉润燥
卷二
萆
萆 用根，取其入肾。茎叶俱青，叶作三叉，则入肝。根黄白色，则入肺胃。根多节而虚软，则能化阴伸阳而治痹。风寒湿之在腰背骨节而痛强者，阴不化也，以萆 达之而阴化。风寒湿之为阴痿、为失溺、为老人五缓者，阳不伸也，以萆 导之而阳伸。后世以萆 为厘清化阴非能益阴，伸阳非能助阳。盖萆 者，所以驱风寒湿也。
萆 味苦则发，气平则降。力能外拓而性复下趋，故驱风寒湿而解之于至卑。此所以谓萆
卷二
防己
防己之根，外白内黄，有黑纹如车辐解，气味辛平，故治由肾以抵脾肺风湿之 。肺主皮毛，将毋从皮毛而散乎？然车能环转不能外溢，故防己绝不发汗而第直泄于小便。如金匮己椒苈黄丸（义见大黄），千金三物木防己汤可按也。
陶隐居云：防己是疗风水要药。水与饮皆湿类也，故防己黄 汤治风湿，防己茯苓汤治水，木防己汤治饮，名虽有三，理无少异。惟风水二字，诚有不得而析者，风阳邪而风从外入，令人振寒，风寒初受，即宜汗解，防己非其责也。内伏之风，若内无阴邪，亦未能独存，故水饮湿悉其所因依，水饮湿去，则风与俱去。如此之风，方可治以防己。然苓术不能而防己独能之者，以黑纹如车辐解，正有风水相随之妙致也。
或云：防己地黄汤，治病如狂状妄行，独语不休，无寒热，其脉浮，岂亦有水饮湿也，而顾以防己治耶？曰：此仲圣别出手眼之方，未可与他并论者也。赵氏谓血虚从邪，邪并于阳而然。按本篇固以脉浮为血虚，素问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固可为如狂之据，此注允矣。而不言邪为何邪。徐氏则谓风邪并入于心，心火炽盛，故如狂妄行，独语不休，较赵注为明晰矣。而于是方用药之所以然，则皆未发出。窃细玩之，四物酒渍取汁，自非阳邪表邪不尔。生地黄独多，自非补血凉血不尔。有表邪而用桂枝防风，可知是外入之风邪。以生地黄偶桂枝防风，可知治不以汗解。不以汗解而有酒行药势以搜之，则邪不至或遗。四物取生汁而地黄取蒸汁，则阴阳得以分理，既所以退阳而安阴矣。然而风无出路，则风仍不息。
阴不复位，则阴仍羁阳。欲并者而使之分，仲圣所以有取于防己也。夫防己者，走表而亦下行者也。操运转之技，则表间之风自随之得息。具返本之能，则被扰之阴亦因之得静。或谓防己治风湿不治风燥，不知风药中用地黄至数倍，则风亦转燥为润，正与防己相宜，可谓以人巧夺天工矣。
卷二
泽泻
猪苓茯苓泽泻，三者皆淡渗之物，其用全在利水。仲圣五苓散猪苓汤，三物并用而不嫌于复，此其故愚盖得之本经与内经矣，本经猪苓利水道，茯苓利小便，泽泻消水。内经三焦为水道，膀胱为水府，肾为三焦膀胱之主。合二者观之，得非猪苓利三焦水，茯苓利膀胱水，泽泻利肾水乎。猪苓者，枫之余气所结，枫至秋杪，叶赤如火，其无风自动，天雨则止，遇豪雨则暗长二三尺，作用与少阳相火正复无异。膀胱藏津液，非气化不出，茯苓色白入肺，能行肺气以化之。凡水草石草皆属肾，泽泻生浅水而味咸，入肾何疑。三物利水，有一气输泻之妙。水与热结之证，如五苓散猪苓汤，若非三物并投，水未必去，水不去则热不除，热不消渴上中焦皆有之，或阴虚津亏而渴，或津被热烁而渴，或热与水结而渴。三物第利水以除热，何尝如人参栝蒌根有生津补阴之能。李氏谓淡渗之物，其能去水，必先上行而后下降，以仲圣用三物稽之，正不必过高其论也。
虽然，于三物中求止渴，惟泽泻其庶几耳。何则？本经无泽泻起阴气之文，而别录固有之。泽泻起阴，虽不及葛根挹胃汁以注心肺，而得气化于水，独茎直上，即能以生气朝于极上，仲圣又不啻明告我矣。凡眩悸颠眩，多归功于茯苓，而泽泻汤治冒眩，偏无茯苓。冒眩者，支饮格于心下，下之阴不得济其上之阳，于是阳淫于上如复冒而眩以生。泽泻不特逐饮，且能起阴气以召上冒之阳复返于本。白术崇土，第以资臂助耳。大明之主头旋耳鸣，殆得仲圣此旨也。又肾气丸治消渴皆肾药。虽用茯苓，亦只借以协桂附化肾阳。萸地益阴而不能升阴。肾阴不周于胸，则渴犹不止，此猪苓可不加，而泽泻不得不加。故曰止渴，惟泽泻为庶几
卷二
菖蒲
邹氏云：人身灵明，犹火蓄石中；人身躯体，犹石能蓄火。假使躯体为寒水所蒙，灵明为痰涎所壅；则运动不周，视听不协。外之不化，由于内之不出。惟菖蒲生水石间，而辛温芳烈，有阳毕达，有阴悉布，故凡水液混浊为神明之翳者悉主之。疏极精审，准是以用菖蒲，始菖蒲用以开心孔发音声甚效，然须审定病之宜辛温者。王孟英昌阳泻心汤，以菖蒲偶竹茹枇杷叶等味亦妙。内用仲圣泻心汤三物而以菖蒲代生姜，盖义各有当也。
卷二
水萍
水萍浮于水面，而味辛气寒，能发皮肤中湿热之邪汗，故本经主暴热身痒。伤寒论云：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其身痒为有风寒之邪，宜以麻桂取微汗。此则湿热不汗出而痒，故水萍主之。水萍亦汗药也，而与麻桂有霄壤之殊。丹溪谓发汗胜于麻黄，不加分别。后遂有视水萍为峻剂而不敢用者矣。
本经以下水气，止消渴，两许水萍。盖以其状外帖水面，内含血络，水不能濡，则水气自下本经未尝言风，而后世以风药推之。要知其所治为风热之风，非风寒之风。如古今录验以水萍与牛蒡子薄荷治风热瘾疹，则药病相当矣。
卷二
石斛
石斛为肾药、为肺药、为脾药、为肠胃药，诸家论说纷如，而咸未亲切，兼有疏漏。兹节采诸说，补其不足。仍即本经别录之旨，以疏通而证明之。石斛借水石而生，若石挹水以溉斛，斛因石以吸水。石属金，内应乎肺，气平亦入肺，水则内应乎肾，其为引肾阴以供肺，肺得之而通调下降无惑矣。斛之生不资纤土，而味甘淡则得中土之正，色黄又主五金之贵，合乎胃为戊土而属阳明燥金，与肺皆职司下行，故其为用，每以肺胃相连而着。惟既禀土德，何能于脾无与，肺胃与大肠皆一气直下，又何能于大肠无与。此石斛入肾入肺入胃而兼入脾入大肠之所以然也。石斛得金水之专精，本经强阴二字，足赅全量。所谓阴者，非寒亦非温，用于温而温者寒，用于寒而寒者温。别录逐皮肤邪热痱气，是温者寒也。疗脚膝疼冷痹弱，是寒者温也。要不出本经除痹补虚两端。痹何以除，运清虚之气，而使肾阴上济，肺阴下输也。虚何以补，布粘腻之汁，而使撼者遂定，豁者遂弥也。是故肺胃得之则下气平气，脾得之则长肌肉，肠得之则浓肠，肾得之则益精，大凡证之恰合夫斛者，必两收除痹补虚之益。若专以之除痹，专以之补虚，则当弃短取长，而制剂之有道可矣。
寇宗 曰：治胃中虚热有功。雷 曰：涩丈夫元气。玩此二说，则知有实热与当利小便者，皆不得用。粗工以内伤外感，悉可倚仗，摇笔辄至。不知施于内伤而误，其失只在寡效；施
卷二
骨碎补
骨碎补，开宝主破血、止血、补伤折。其所破之血，乃伤折之瘀血；所止之血，乃伤折之好伤在皮肤曰伤破，在筋脉曰伤断，在骨曰伤折。骨碎补寄生树上或石上，多在背阴处，其根有黄赤毛，所抽之叶，则有青绿黄白赤紫各点，宛似效力于骨碎之处而调其血脉。又寸寸折之，寸寸皆生。处处折之，处处有汁。气味苦温，故能入肾坚肾补伤折。且无花无实，力专而不分也。
李氏谓以骨碎补研末入猪肾中煨熟空心食，治久泄顿住。其补肾之功，自不可没。则他方书
卷二
胡麻
胡麻味甘臭香，合乎土德，且结角上耸，饱含脂液而不俯，又与脾职之上升无异。故主伤中、虚羸、填髓脑，补中而亦补上。功在增液，则润肌肤、泽骨节、乌须发、益乳汁，皆效有必至。陈士良云：初食利大小肠，久食即否。可知其力能下及而性复上注矣。
卷二
大麻仁
仲圣麻仁丸证，是脾受胃强之累而约而不舒，于是脾不散精于肺，肺之降令亦失，肺与脾胃俱困而便何能下。麻仁甘平滑利，柔中有刚，能入脾滋其阴津，化其燥气。但脾至于约，其中之坚结可知。麻仁能扩之不能破之，芍药乃脾家破血中之气药，合施之而脾其庶几不约矣乎。夫脾约由于胃强，治脾焉得不兼治胃，胃不独降，有资于肺，肺亦焉得罔顾，故又佐以大黄枳朴攻胃，杏仁抑肺。病由胃生而以脾约标名者，以此为太阳阳明非正阳阳明也。兼太阳故小便数，小便数故大便难。治法以起脾阴化燥气为主，燥气除而太阳不治自愈，故麻仁为要药。治阳明府病非承气不可，故取小承气之大黄枳朴而复减少其数也。
复脉汤用之，则佐姜桂以通阳，佐胶地麦冬以益阴，与后世取汁煮粥以治风治淋，总取乎润燥抉壅，柔中有刚也。
卷二
粳米
稼穑作甘，为土之正味。不似他物之甘，独有所偏。粳米平调五脏，补益中气，有时委顿乏力，一饭之后，便舒适异常，真有人参不逮者，可以想其功能矣。
粳米得金水之气多，于益气之中兼能养阴，故补剂寒剂，无不可赞助成功。
谷为人生至宝，而霍乱痧胀，与夫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之证，周时内咽米饮一口，即不可救。盖暑湿秽恶之邪，充斥隧络，而米饮入胃输脾归肺，又适以恢张之，使无一隙之余，所以告危如是之速。
卷二
薏苡仁
李濒湖云：薏苡仁属土，阳明药也，故能健脾益胃。刘氏驳之，则云：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所以能注于肺者，实由于脾。脾气合于肾以至肺，肺气合于心以归肾，此三阴之气，谓之元气，即中气也。然若胃阳虚，则脾之地气不升于天，势必湿盛化热凑于胃脘之阳以伤气。胃阳亢，则肺之天气不降于地，亦必热盛化湿，还迫于脾脏之阴以伤血。
伤气者肺受之，为胸痹偏缓；甚或肺阴大损，为肺痿肺痈；更因伤气而病乎藏血之肝，为筋急拘挛。伤血者脾受之，为肠胃不利，甚或脾气大虚，为水肿为久风湿痹，且移患于下部为疝。凡此皆胃气之病于上下者也。薏苡生于平泽，气寒味甘，水土合德，乃实结于盛夏，则润下之气，还就炎上；而采实在于秋末，则热浮之气，又归凉降。有合于胃达地气而不病于湿之化热，更合于胃达天气而不病于热之化湿。举前证胥能治之。夫中气不病于湿，即不病于热，除湿而即能清热者，非胃之专功而胃第为之枢也。如李氏言，泛泛与燥湿健脾者同论，将所谓清热、疗痿、和血、润筋者，归于何地乎。然薏苡为益中气之要药，而其味淡，其力缓，如不合群以济，浓集以投，亦不能奏的然之效。又云：此言筋挛，乃湿热伤血而病于筋膜干者。经所谓大筋 短是也。肝脏血而主筋，湿热固血分之病也。按李说固未中肯綮，而刘氏张皇幽眇，致多委折。微论脏腑阴阳升降出入，不尽如其言。而即其言复之，实亦有自呈其阙者，不能为讳焉。伤气之内，插入更因伤气一句，是以筋急拘挛，为尽属伤气之传变。伤血宁无真正血证，而猥以肠胃不利等四项当之。皆意为牵合，无与实理。薏苡能使胃阳不虚，胃阳不亢，又能使脾合肾以至肺，肺合心以归肾，宜乎用处至赜，如四物四君子之类，何以古方选入者，如晨星之落落！？况云须合群以济，浓集以投，则固知薏苡不能兼揽众长，而又何为滥许之乎！？薏苡能使湿不化热，热不化湿，自是除湿而亦清热，乃又云除湿而即能清热，岂并薏苡之气寒而亦忘之乎！？即以薏苡为除湿，而又云薏苡润筋，是视薏苡与牛膝无二矣。牛膝治筋膜干之四肢拘挛不可屈伸，以其根柔润而中有白汁也。润筋者不能除湿，除湿者不能润筋，理固然也。肝藏血而主筋，然筋病不得竟指为血病，此亦不容不辨者矣。
本经一书，原有汉人羼入之句，其精奥处，则字字金玉，决非圣人不作。如薏苡仁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久风湿痹、下气数语，真万世矩 。自千金外台以及后相传之佳方，凡用薏苡仁者，必兼有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之证，寒挛用为佐使，亦取其能舒筋。古方小续命汤注云：中风、筋急拘挛、语迟、脉弦者加薏苡仁。李氏以加薏苡为扶脾益肝，不知其有舒筋之妙可谓愦愦。又薏苡仁丸治胁痛，胁痛非肝病耶。妊妇禁服薏苡，非以其泻肝堕胎耶。
然则肝之合筋，薏苡安得非肝药。不解金元以来，竟无一人阐及。天门冬主暴风湿痹，薏苡仁主久风湿痹。久字固大有义在。盖风湿痹非寒药所宜，风湿久而不解，则寒将化热。如金匮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汗出当风久伤取冷是寒，发热日晡所剧是寒化之热，麻黄所以驱寒，薏苡所以除热。无热非薏苡责也。凡此所治，悉与本经符合。再以薏苡体之，纲目载马志云：薏苡取青白色者良。苏颂云：薏苡结实青白色。雷 云：薏苡颗小色青味甘。据此，薏苡决非纯白。苗发于仲春与色青，得木气为多。实采于九秋与色白，得金气亦多。色青兼白，则为金木相媾。味甘而淡，则入胃不入脾。主疏泄者肝，司肃降者肺，胃亦传化下行之腑，是肺肝挟金木之威，直走而下，由胃而小肠而膀胱，皆其所顺由之路，且气寒复归于肾，湿何能不去。后人以利小便治疝，皆深得此意。刘氏以实结盛夏，为润下之气还就炎上。不知实结盛夏，是水不畏火，不畏火则制火。水自就水，奚肯就火。本经下气二字，又包有至理如此。
刘氏以此之筋挛为筋膜干，余既略驳之矣。考刘氏此篇宗 曰一段加注云：受湿则筋缓，然湿即化热，湿合于热则伤血，血不能养筋则又挛缩。筋挛固有因血虚者，而此则不然。邹氏云：筋之为物，寒则坚劲，坚劲则短缩；热而 缓， 缓则弛长。此为不挟湿者言也。若挟湿则大筋横胀，横胀则 短；小筋纵伸，纵伸则弛长。凡物皆然。特能短而不能劲，与因寒而缩者有异。按横胀之说，未经人道，较刘氏自胜。然灵枢湿热不攘，大筋 短，小筋弛长。是 短时湿已化热。盖初虽横胀，不致短缩，惟化热
